吉莲·克拉克 (1937 - )

如果说二十世纪威尔士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代表是狄兰·托马斯和R·S·托马斯，那么二十一世纪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威尔士诗人之一便是吉莲·克拉克（Gillian Clarke）。详细介绍诗人的作品和诗风之前，有必要在此对威尔士文学做个大致的介绍，以便读者能大概了解当代威尔士文学，尤其是盎格鲁-威尔士文学在英国的地位，进而能理解诗人在威尔士文学所处的地位和传播情况。

一、盎格鲁-威尔士文学

威尔士文学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学，向来被主流文学边缘化。国内一直以来对威尔士文学甚少关注与引介，这一方面源于能读、能译威尔士语的学者译者甚少，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由于威尔士文学相对于英国主流的英格兰文学比较容易被忽略和边缘化，因此即使国内学者关注，也是将一些威尔士诗人归于英国文学名下，而非威尔士文学。那么在英国又是何种情况？威尔士语文学在威尔士本土一直以来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且不断地繁荣昌盛，而发端于二十世纪早期的用英语写就的威尔士文学却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哈罗德·贝尔（Harold Idris Bell，1879—1967）在1922年创造的“盎格鲁-威尔士文学”（“Anglo-Welsh literature”）一词来指代这一派文学。从诞生之初至今，此名一直备受争议。据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考究，诸多学者对该词持否定的态度，因其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暗示了威尔士屈服于英格兰，故一些学者更多时候采用“Welsh Writer in English”来替代“Anglo-Welsh writer”。另外，相对于“Welsh writing in English”来说，“Anglo-Welsh Writing”会让部分威尔士人感到不适，因为他们既不说威尔士语又不完全认为自己是英格兰的。因此，“Welsh Writer in English”、“Welsh writing in English”和“Writing Wales in English”是目前广泛被接受的术语。在此有必要对该流派文学的定义做一番介绍。格林·琼斯（Glyn Jones）将之定义为“威尔士男女作家用英语书写威尔士的作品”。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J·Collins）进一步细化，做了如下定义，“‘盎格鲁-威尔士诗歌’指的是与威尔士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难以消融的关系或将自己看成是目前威尔士文坛一部分的诗人，用英语写就的诗歌”。综合这些定义，我们可知，这一流派的文学是指出生在威尔士本土或之外的作家，不管本身是否以威尔士语为母语，用英语书写威尔士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作品。吉莲的作品就属于该流派。诗人1937年出生在卡迪夫，但从小被认为威尔士语难登大雅之堂的母亲禁止说威尔士语，所以诗人童年时并未习得自己的母语，而是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母亲的“霸道”却激发了诗人内心的叛逆促使其去学威尔士语。如今诗人是既会说威尔士语，又擅于用英语来书写威尔士的女性作家，致力于为族群发声。

对于该文学在二十世纪中期和晚期的发展，劳埃德在其文章中做了详细的文献综述。对于该流派的起源问题（有人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有人认为是更早的十五世纪晚期），柯林斯、雷蒙德·伽力克（Raymond Garlick）和罗兰·马蒂亚斯（Roland Mathias）亦分别在其著作《盎格鲁-威尔士文学简介》和《盎格鲁-威尔士文学：详史》亦做了翔实的综述，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做了相关的介绍，本文在此不一一赘述。他们对盎格鲁-威尔士文学的译介状态所持的相同论断仍可沿用至今：尽管在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却因诸多复杂因素未在威尔士本土和国际上获得足够认可。随着狄兰·托马斯和R·S·托马斯在国际上逐渐享有知名度，盎格鲁-威尔士文学也逐渐被威尔士之外的读者所了解，但这种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还远远不够。格林·琼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编了一本比较详细的“盎格鲁-威尔士文学”集子，名为《龙有双舌：盎格鲁-威尔士作家和作品论文集》，里面除了涉及到该文学流派的起源和发展，还着重向外界介绍了从二十世纪早期到1968年期间主要用英语来书写威尔士的作家，包括散文作家卡拉多克·埃文斯（Caradoc Evans）、杰克·琼斯（Jack Jones）、格温·托马斯（Gwyn Thomas）和诗人伊德里斯·达维斯（Idris Davies）、迪兰·托马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播还只限于威尔士本土之内。目前，威尔士本土之外的英语主流学术界（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的Cambridge Companion系列丛书）还未有一套比较完整地介绍威尔士文学的书。庆幸的是，威尔士本土几所主要大学ABCS（Aberystwyth University、Bangor University、Cardiff University、Swansea University）相继成立了“英语书写威尔士”（“Writing Wales in English” ）研究中心，主要负责研究与传播英语书写的威尔士文学。通过这些机构以及格温妮斯·路易斯（Gwyneth Lewis）、格温·托马斯、吉莲·克拉克、罗伯特·闵希尼克（Robert Minhinnick）和安加拉德·普莱斯（Angharad Price）等著名的当代威尔士作家的不懈努力，盎格鲁-威尔士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书写威尔士文学，逐步走出本土，迈向国际。

2013年《外国文艺》出了专辑《威尔士当代文学与艺术》，专门向中国读者引介当代威尔士文学。其中一篇特约稿件《威尔士语当代文学三十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威尔士文学和盎格鲁-威尔士文学的情况，其他篇幅还介绍了以上提到的当代威尔士诗人与小说家的作品。这种将当代威尔士文学较为全面地引介到中国的举动，套用《外国文艺》主编吴洪的话，“是史无前例的”。2014年5月2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携手威尔士文学交流中心、班戈大学孔子学院共同举办了有关庆祝此专辑的系列交流活动。在当日下午共同探讨威尔士文学与中国翻译的圆桌会议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威尔士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吴主编以此为契机，呼吁国内出版界、学术界今后能更多地关注威尔士文学。威尔士文学交流中心前负责人Sioned Puw Rowlands在《外国文艺》该专辑的前言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期盼：“借此专辑，我初步看到了如何从中国读者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文学。”由此可见，中国和威尔士双方人士都急盼通过双方合作促使更多的威尔士文学引介至中国。

二、吉莲的引介情况

《外国文艺》杂志《威尔士当代文学与艺术》专辑仅是刊登了吉莲的散文随笔《族群之声》。作为继格温妮斯·路易斯、格温·托马斯之后第三位获得“威尔士民族诗人”殊荣的吉莲，在译介中遭到了不相称的对待，实属遗憾。吉莲的随笔散文集与她的诗集相比，在数量和知名度上都相差甚远。她的作品近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英国读者和评论界的重视与认可，一方面归因于“威尔士民族诗人”的荣誉称号，另一方面是因其作品主题的多样化。在北威尔士1990年成立的作家中心Ty Newydd，吉莲被拥戴为第一任主席。其诗歌被纳入中学课本并列为考试内容，诗人经常受BBC之邀与读者分享她的诗歌和创作理念。2010年她获得英国女王“诗人金牌”奖章。截止目前，在英国学术界，对吉莲及其作品的研究相对来说还不算多。只有一本书籍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吉莲作为诗人、编辑、教师所取得的成就。该书由威尔士当代著名诗人蒙娜·尔芬（Menna Elfyn）于1997年在吉莲六十大寿之际汇编，名为《颂辞集》（Trying the Line: A Volume of Tribute to Gillian Clarke）。这本集子收录的诗文多为吉莲的好友为她所作，包括R·S·托马斯、谢默斯·希尼、卡罗尔·安·达菲等所赠的诗，还有在诗人诗歌工作坊上过课的学生所写的回忆文章以及一些对诗人早期作品的评论文章。此外，一些著名的刊物还刊登过相关的学术文章和书评，研究大多数是从地方、性别、威尔士身份、民族意识等角度出发。

目前不管在英国本土还是在中国，鲜有文献从生态批评视角去研究吉莲的作品。威尔士向来有注重牧歌、自然诗歌的传统，吉莲在其作品中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她描写的自然的作品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逃避现实的表现。这种误读正如《地球支离破碎》(Earth Shattering)生态诗选集的编者、诗人尼尔·阿什利（Neil Ashley）所言：“在环境成为全球议题之前，学者对于描写自然的诗歌并未像我们现在对待环境生态那么迫切，甚至认为毫不相关，即使关注也只是负面的评价，将他们与所谓的城市文明形成对照，认为作品具有逃避现实。”尼尔这里所强调的是在环境批评进入评论视域之前，自然诗歌早已存在，只是未得到学者的有效关注。因此，为了方便更多学者和读者有效地关注自然诗歌，他在《地球支离破碎》中收录了诸多相关作品，覆盖的诗人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包括中国的陶潜、李白等诗人。然而他还是对威尔士文学的关注甚少，仅将R·S·托马斯一首诗收入其册，就连名满国际的狄兰·托马斯的作品也未收录，更不用说吉莲的作品。这种无意识的编排，一方面是由于版面空间和版权的原因，更深层次上无疑是潜意识中典型的后殖民主义心态，不甚认可威尔士文学作品。其实通过翻译和研究，笔者发现诗人的作品大多数为生态言说，与族群生死与共，用生命谱写并奏响生态乐章，其生态思想对于当代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警示意义。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何宁教授是国内较早开始从民族性角度关注威尔士诗歌的学者之一，截止目前，共发表了三篇相关学术文章。他也是第一位学术性地将吉莲引介到国内。不过何宁教授也只是用了较少的篇幅笼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诗人的一些作品。在其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吉莲的诗歌深受威尔士文学传统的影响，但相对于其他几位当代威尔士诗人，吉莲的视野相对较小，本土化局限于威尔士的农村和对过去牧歌传统的依恋，缺少对民族和文化的不断演变和反抗形式的认识，反抗父权社会的方式不够激进。笔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且看下文。

三、吉莲的诗学理念

诗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诗歌创作至今，共出版了十二部诗集，分别为《雪山》（1971）、《日晷》（1978）、《远乡来信》（1982）、《诗选》（1985）、《迎进流言蜚语》（1989）、《英国君王的女儿》（1993）、《诗选》（1997）、《五片原野》（1998）、《九座绿园》（2000）、《为死者铺床》（2004）、《源头》（2008）、《水之秘方》（2009）、《冰》（2012）等。这些诗集的整体特点是反映了吉莲从女性、母亲到诗人角色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诗人从关注威尔士自然生态到城市生态的转变，从本土视角到国际视角的转变。每部诗集中都有各自的特点，诗歌主题在一定层度上会有重合或深化。总体上诗集所关注的主题以威尔士为核心，以自然为纽带，联接城乡及内外地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主题，比如关注威尔士乡村自然生态、亲情、女性传统、威尔士语保护、城市生态、国际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及呼吁环境保护）、动物关爱、宗教信仰等。主题有机统一，形成“自然-人-语言”三位一体的主题框架，构建了一个为族群发声，为生态言说的思想价值体系。

吉莲的诗歌比较侧重威尔士自然风景的书写，主要源自于她对威尔士诗歌传统的重视。2005年8月24日在接受Sheer Poetry采访时，她直言不讳：“诗歌是威尔士的民族艺术。这种诗歌传统古老而延绵不绝，从无中断。我生于威尔士这个传统。”这种民族自豪感，始终影响着她的诗歌主题，尤其是她的早期作品，如《雪山》、《日晷》、《诗选》等。这些作品关注威尔士乡村风土人情，秉承牧歌、哀歌传统。在现实中，诗人也践行这种田园生活。诗人虽生于卡迪夫，并曾在大城市工作过，却向往威尔士乡村生活的恬适。她如今居住在威尔士中部锡尔迪金郡（Ceredigion）的一个小农场，过着牧歌般的生活。诗人曾用幽默的口吻描述自己的乡村生活：“我住在乡村。我们大约有十八亩地和羊——但这就会让人认为——和声称——我是一名乡村诗人。如果你是乡村诗人，那就意味着你实际上不得不依赖这些羊来谋生”。可见，诗人实际上不得不接受“乡村诗人”的称号。在《布蓝科特》（Blaen Cwrt）这首诗中，她追忆威尔士山谷宁静的乡村生活，记录了远离现代化社会的翠烟袅袅的当地生活面貌。同时也表达了对极简主义生活的向往，给那些追逐奢侈生活的当代人一针强静剂：望着“万川绵延万里，/天空浩瀚深邃，两个房间”足以，因为人的生活本真无非就是“醒着”和“睡着”两种基本状态，无需太多奢望，只要“努力劳作”，满足“基本需求”，便“足以存活”。从这一角度看，诗人与一生居住在宁静威尔士乡村的R·S·托马斯一样，可谓是一位投身威尔士自然生态书写的浪漫抒情诗人。

然而与反对现代性和都市喧嚣以至于离群索居的R·S·托马斯不同，吉莲并非完全是与世隔绝的隐士。正如她坦言，自己“也用邮件，并经常旅行”。由于经常旅行，并且与外界通信，她了解威尔士甚至世界的动态以及当代严峻的生态危机。因此，近年来她的作品也开始关注棘手的现实生态问题。1998年出版的《五片原野》是她诗歌主题的分水岭。该诗集中大多数作品从早期的牧歌模式发展演变到更多地去关注人类在自然中的生存境况，探讨生与死的主题，地点环境描写的框架除了早期作品以农村、家庭、牧场、农场环境为主之外，也加入了不少城市生态的元素。比如该诗集第一首诗《田鼠》（The Field-Mouse），记录了诗人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暴力冲突事件对个人内心造成的影响。另一首题为《难产，1998年复活节》（A Difficult Birth, Easter 1998）的诗涉及贝尔法斯特城市，将母羊难产与爱尔兰的现实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此后诗人的作品既关注威尔士农村和家庭状况，也关注城市和国际热点。诗歌所涉及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威尔士，也涉及其他国际地域。这一点可以从罗伯特·闵希尼克在2004年参编的《扭转潮流：威尔士当代作品选》中对诗人做的如下简介里得到印证：“克拉克写了很多地方和背景环境，从威尔士到波斯尼亚、到地中海沿岸，近来更是涉及战争和恐怖主义的题材。”

诗人致力于为生态言说。2004年出版的诗集《为死者铺床》中有一首题为《迁移》（On the Move）的诗，就涉及到农场家畜和人深受“口足病”的侵袭的生态困境，诗中处处彰显出诗人对动物权利保护的生态伦理思考和人文关怀。此外，在2009年出版的《水之秘方》中有一组由八首小诗合成的题为《塞文河》（Severn）的诗对源头在威尔士中部的塞文河的起源、神话传说以及流经地域生态问题进行了书写。2012年的新作《冰》中亦有诸多关于水文生态的描写。她的诗歌对现实生态的书写，正是响应了英国著名生态学者乔纳森·贝特教授（Jonathan Bate）在其2000年的著作《大地之歌》中的呼吁：“在我们勇敢的新千禧之年，诗人能做什么贡献？是否能提醒今后的子孙决定了大地将歌唱还是沉默？”吉莲凭借自己的诗歌力量承担起了当代诗人的生态保护之责。可见，吉莲是一位不仅“出世”关注自然生态，同时又“入世”心系现实环境命运的生态诗人。

诗人同时也致力于为族群发声。她喜欢在英语诗歌中揉入威尔士的地名和人名。一方面源于她从小生活在两种语言文化摩擦冲突的紧张关系中，因此感到困惑不已，并意识到应该为其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点可以从她的自传散文随笔《族群之声》得到印证。另一方面源自她对威尔士民族性的独特理解，正如她在《盎格鲁-威尔士评论》中所言：“赞扬石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威尔士不是由石头组成，而是由人民和语言构成的。”可见，吉莲重视威尔士身份，在诗歌中努力保持着独特的“威尔士性（Welshness）”。

威尔士语的保护正是“威尔士性”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自从1282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打败威尔士国王卢埃林（Llywelynap Gruffydd），威尔士便失去了政治、文化、教育上的独立性，威尔士语开始逐渐失去原有的优越性和纯粹性。尤其当历史车轮滚进十九、二十世纪，威尔士语面临的危机愈加严重。据托尼·布朗（Tony Brown）记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教育法案》，规定普及国立中学教育，之后《1889年法案》规定威尔士普及国立中学教育而且必须用英语授课，不鼓励学生使用母语。根据迈克尔·柯林斯统计，1825年威尔士有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说本族语言，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威尔士迅速工业化以及大量的英格兰人入驻威尔士境内，说威尔士语的人数稳步下降，到了1915年仅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威尔士人口说本族语。据大卫·劳埃德1992年的统计，威尔士二百五十万人口中只有大约五十万人会说威尔士语。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知，会说威尔士语的人数占威尔士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状况着实令人担忧。但随着二十世纪中后期威尔士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觉醒和“威尔士语言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威尔士文学作家比如格林·琼斯、纳德·托马斯（Ned Thomas）、吉瑞米·胡克（Jeremy Hooker）和托尼·克蒂斯（Tony Curtis），开始担负起保护威尔士语的责任，吉莲也不例外。尽管她像R·S·托马斯一样到了成年才开始学习威尔士语，但她却深信威尔士的光明未来在于坚守威尔士语的教育。这一点她也是继承了威尔士著名诗人、学者格温·威廉姆斯(Gwyn Williams，1904—1990)的观点：“语言和民族命运密不可分。”因此，1985年在卡迪夫召开的“新威尔士语言行为”大会的开幕式上，她慷慨激昂地呼吁坚守“威尔士性”和保护威尔士语的重要性。她在诗歌中落实了自己的呼吁。《水之秘方》中的一首诗《威尔士语》（Welsh），以小见大，将抽象的“威尔士语”一词具体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尔士语无处不在，大到郊区的名字，小到房屋的名字。威尔士语刻入在自然生态中，与河流生息与共，同时也融入到社会文化生活中，正如诗歌末尾两句所反映的一样，威尔士语已融到人们的血液中，就连在“卡迪夫广场/用威尔士语摇喊，都显得习以为常”。由此可见，诗人将“威尔士性”阐释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威尔士语常见于日常生活中。诗人将二者进行等同，认为二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然而格温·琼（Gwyn Jone）认为二者并非等同。或许在格温看来，吉莲这样用英语书写威尔士语的诗并不能真正体现“威尔士性”，因为他认为具有“威尔士性”的威尔士文学必须是用威尔士语写就的。在吉莲看来，他的观点有些陈旧，具有“威尔士性”的威尔士文学并非一定得用威尔士语写就才能算是威尔士文学，也应包括用英语来书写威尔士风土人情的作品；此外，威尔士语的保护可以借助英语语言这一媒介，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她发展了格温·琼的观点。尽管诗人不能自信地用威尔士语从头到尾地进行写作，但她坚持在英语诗歌中穿插并融入威尔士语的写作方式也体现了她极力想找回自己的民族归属感。从这一层面理解，可见她是在格温·威廉姆斯与格温·琼两位学者的观点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反映了她对“盎格鲁-威尔士诗歌”有着自己独特的诠释。

诗人对“威尔士性”的诠释还体现在她在诗中经常使用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在《布蓝科特》和《群居》（Community）两首诗中，她用“we”代替了“I”。究其原因，正如她自己所强调的，威尔士文学中用“we”非常普遍，不像英格兰文学那样用“I”的情况多，这主要源于威尔士更有“community”的集体主义感。通过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来叙事，诗人重在强调家族历史、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传统的身份认同，希望唤醒和复苏威尔士民族的集体家园意识。这一点与中国历来强调集体主义而淡化个人主义是非常契合的。同时诗人的这种巧妙处理方式也意在将威尔士文学与主流的英格兰文学区别开来，算是一种对后者文化文学霸权的隐性挑战。

诗人为族群发声还体现在她一向温和的女权主义观，以及对威尔士妇女的歌颂。何宁教授在解读《远方来信》时，认为此诗是农村妇女的闺怨诗，是诗人女权主义意识的表现。而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在这首三百九十行的诗中，经常将妇人和大地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反对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人类对自然的剥削。从物质生态主义视角观看，亦会发觉此诗所描绘的家庭中的那些瓶瓶罐罐和麦田里的茶壶等物件背后无不隐藏并诉说着一段段心酸的故事。这反映了诗人将女性的生存状况放在更大的自然环境背景中去考虑和诠释的生态理念。诚如何教授所言，诗人在诗中从女性视角出发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女主人公对生活琐碎之事产生的厌恶和抱怨的心理状态。然而，何教授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不赞成诗人温和的女权主义观，认为此诗的女权思想不够激进、做法也不够彻底，对此他表示惋惜。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此诗后半部分中弱化了女主人公的愤怒，而是追忆祖母、母亲作为女性对家庭做出的伟大贡献。正如诗人自己在解释此诗创作背景时所说的：“该诗从开始的愤怒演变成后来对女性所做的一切的赞扬。”这说明诗人是有意地去歌颂威尔士妇女对家庭所付出的一切。诗人进一步解释：“我写此诗时，正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辩论，我写此诗是对该辩论的一个小贡献。当时女权运动过于极端、简单化、自私、令人心酸，正如父权社会一样暴力。”显然，何宁教授并没有真正地把握诗人的女权思想。我们知道，从家庭、社会生态和谐角度出发，过激的女权行为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与危机，激化家庭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导致社会不公。因此，诗人温和的女权观在当今和谐社会中是值得提倡的。

吉莲的诗风颇为“亲民”，朴实纯粹。她有着独特的诗歌语言观，认为诗歌从来不是将脑海中已有想法付诸笔墨而是思想在创作中逐渐形成：“笔纸之后，空白干净之美中便有了能量。我试着写在纸上，想看看文字将如何发挥作用。它必须看起来像是在画画……画线条，看奇迹发生。”她坚持这种创作理念，故其诗歌形式基本是无韵散文体，但却不失画面感。正如M·温·托马斯（M·WynnThomas）所言：“诗人是一位画家似的诗人。”此外，她还认为诗歌的语言源自生活，却也须不断凝练，使其富有诗意。正如克莉丝汀·埃文斯（Christine Ewans）回忆起吉莲的话：“脑海中拥有好词就像口袋里装着一块光滑的石头，通过打磨让它不断发热，如丝般顺滑。语言就是需要打磨。”可见，诗人的诗歌语言观既强调诗歌语言与生活的紧密性，又强调语言高于生活、进行升华的必要性。因此当克莉丝汀第一次接触诗人的诗歌《照看婴儿》（Baby Sitting）时，被它的语言所震惊。她的第一感觉是怀疑这是否是诗，之后通过进一步细读，发现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平淡朴实却非常准确的言语说出了母亲照看自己婴儿与别人婴儿的真实的不同感受。通过翻译此诗和对作者其他诗歌的研究，笔者发现确实如此。诗人平淡的语言中有着不同凡响的人生感悟。她擅于将所亲历之事件、人物融入诗中，最后加以升华，得出富有意义的人生哲学。比如，在1993年出版的《英国君王的女儿》（The King of Britain’s Daughter）中有一首诗《与海豹共游》（Swimming with Seals）。此诗描述的是诗人在威尔士西部海域与海豹共游的亲历之事。她看到了海上海下两个不同的视域，这与在沙滩上躺在椅子上享受夕阳的老年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们尽管举着望远镜却只能看到海天交接的蓝色地平面，而对于水下的“海中花园”般的蓝色世界，却视野受限，不像诗人有着真实的深刻体会。此诗最后几行还道出了人与动物的生态共源性：她与海豹一样，在犹如子宫的大海羊膜中享受这大海的母爱。可见，吉莲不像她的前辈狄兰·托马斯那样语言晦涩深奥，而多了几分清澈隽永，趋于生活化。BBC旗下的杂志《听众》（The Listener）高度评价过吉莲的诗风：“她的诗歌基本没有诡异句法、俗艳辞藻，相反读者可以在诗歌中感受到一种慷慨的真情，这样诗歌主题就紧扣现实而不强迫现实。”还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封底也高度评论诗人：“吉莲·克拉克的诗歌清澈回响，苍劲有力。”虽然不像狄兰的语言字字铿锵有力、意象浓缩、力求押韵，但她的诗却给人一种散文般富有音乐节奏的体验，正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所评论的，“语言形象具体，又富有音乐感”。在格律方面，除了以上提到无韵体之外，诗人一些诗歌作品在节奏和押韵方面也继承了威尔士诗歌传统，正如闵希尼克所言，诗人有时“在她的英语诗歌中穿插着威尔士语诗歌独有的东西，比如传统的严格的音步”。

结 语

   吉莲·克拉克是一位伟大的当代威尔士民族诗人。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盎格鲁-威尔士诗歌，坚持用英语和威尔士语穿插的方式来书写威尔士。其语言淳朴清新、苍劲有力，主题紧扣生活，画面感强，富有音乐节奏感。她极力维护威尔士身份，心系民族命运和复兴，致力于保护威尔士语，歌颂威尔士妇女，为族群发声。此外，她还是一位生态诗人，关注乡村自然风景、城市生态，带着既着眼本土又放眼国际的双重视野来歌唱自然生态之美，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诗人的成就定将在盎格鲁-威尔士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作品值得威尔士以外的读者认真学习和借鉴。此拙文乃抛砖引玉，希望国内能有更多的同行来关注这位女诗人并挖掘其更多的诗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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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活动的详情，请参看班戈大学的相关新闻稿。 [Accessed on 16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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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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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Wynn Thomas, ‘Staying to mind things: Gillian Clarke’s early poetry’ in Trying the Line: A Volume ofTribute to Gillian Clarke, ed. by Menna Elfyn, Ceredigion: Gomer Press,1997,44-68, p. 53.

Christine Ewans, ‘Waking up thewords’ in Trying the Line: A Volume ofTribute to Gillian Clarke, ed. by Menna Elfyn, Ceredigion: Gomer Press, 1997,75-83,, p.75.

同上,p.76.

Gillian Clarke, Selected Poems, Manchester: Carcanet NewPress, 1996.

Gillian Clarke, Five Fields, Manchester: Carcanet New Press, 1998.

同上。

Robert Minhinnick, Turning Tides: Contemporary Writing fromWales, Cardiff: Wales Arts International, 2004, p.54. . [Accessed on 13 September, 2016].

以上内容发表于《外国文艺》2016年12月第6期（pp.38-50），最终以刊登的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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