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王义娜、李银美：汉英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基于口语语料库的话语认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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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王义娜、李银美：汉英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基于口语语料库的话语认知分析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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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基于口语语料库的话语认知分析

王义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语言学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王义娜教授长期从事英汉语言对比、认知语法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倡导并实践语言、认知和对比相结合的多学科融合思路。

王义娜教授

摘要：以往主题结构的标记性研究主要关注其主题表现。本文基于认知语法的当前话语空间分析模型,以日常对话为语料,从主题和述题的情境植入角度就三类主题结构在句法、话语和认知层面上的标记性等级进行了汉英对比考察。研究发现:汉语的主题标记性低于英语,而述题表现却相反;就结构间对比:汉英偏置结构的典型特征分布基本一致,但在两类前置结构上差异显著。其标记性倾向受到认知情境因素制约:汉语主题的情境植入方式简单,以延续主题和提升主题为主,话语凸显度较高,易使用主观评价类述题,而英语主题情境植入方式复杂,多为提升或旁枝主题,更易与客观描写述题搭建语义关联。不同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倾向可反观汉英语言的类型差异。

关键词：主题结构; 情境植入; 标记性; 典型特征束; 当前话语空间;

文献来源：王义娜,李银美.汉英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基于口语语料库的话语认知分析[J].外国语,2016(6):34-45.

作者简介：王义娜，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法学和对比语言学。; 李银美，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认知和对比语言学。

1.引言:主题结构的确立

Li&Thompson(1976)提出“主题突出型”和“主语突出型”的汉英语言类型差异,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不可否认,主题结构在英语(尤其口语)中也普遍存在。以主题在后续小句(即述题)中能否充当句法成分或是否有复指词为划分标准(Prince 1997;Shi 2000;Netz&Kuzar 2007,2009;徐烈炯和刘丹青2007等),本文确立汉英共有的三种主题结构类型,即主语主题结构(subject marking construction,下称SM)、宾语主题结构(object fronting construction,下称OF)和左偏置结构(left-dislocation construction,下称LD),以考察汉英主题结构的使用及标记性是否存在类型差异。分别举例如下(1) :

(1)a.[她]的话呢,[Ø]不会主动掺事儿。

b....,and[double-aught and aught],[Ø]are the ones that are most popular.

(2)a.[这个东西]你看你懂[Ø]。

b.[These shoes]we never did put[Ø]on a horse.

(3)a.[我同事],不过[他们]以前在西安就很能走,经常[他们]就从学校散步就散到小寨了。

b.Uh,[day before yesterday],[it]was the most weird day I’ve ever seen in my entire adult life.

例(1)为SM,主语“她”和double-aught and aught单独享有一个语调单位,充当小句主题。例(2)为OF,述题的宾语“这个东西”和these shoes前置于句首充当主题,在述题中未留有复指成分。例(3)为LD,述题中代词“他们”和it作为复指词分别回指句子主题“我同事”和day before yesterday,是主题偏置句式。

这三类结构都是典型的主题结构,以主题作为“对话的兴趣点或关注点”(Lambrecht 1994:151)或述题“谈论的对象”(曹逢甫2005:20),有别于无标记主语。但是对于其标记性(markedness)或标记度(degree of markedness)异同及其在不同语言中(尤其主题突出型语言)的典型程度,学界并无一致观点或深入讨论。

为此,本文结合认知语法的当前话语模型(Langacker 2008等)和认知类型学的标记性研究思路(Croft2003;Givón 2005等),从话语表征层和认知主体层对三类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异同与标记度等级进行汉英对比考察。主要分四部分论证:首先基于以往研究不足提出标记性考察对于汉英主题结构研究的必要性,接着在认知分析框架下确立出主题结构考察的一组典型特征束,然后在真实的口语语料库中对其典型特征进行系统对比考察,以探索汉英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异同及其语言类型差异,为主题结构的跨语言类型研究提供话语认知分析视角。

2.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的提出

主题结构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于不同主题结构之间的标记性及其语言差异关注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涉及主题结构与主谓结构的标记性比较或关注不同主题结构的功能异同。

以往研究普遍将英语的主题结构看作有别于主谓结构的有标记句式(Lambrecht 1994;Gregory&Michaelis 2001;Netz&Kuzar 2007,2009等),但主题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主题突出型语言的无标记结构,并无一致认识。石毓智(2000)等认为主题结构并非无标记结构,以句式能否进入从句作为考察标准,主谓结构可进入句子和从句两个层面,为汉语的“无标记语法结构”,而主题结构(如,“这些书我不要了”)只能用于主句中,是受制于“各种语境因素”的有标记结构。施春宏(2004)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一个结构能否进入从句中是句子层面的考虑,而施事和受事主题句一般不用于从句中,是因为它们是“属于话语平面的语法结构”,汉语的主题句比较发达,“没有格位标志,应该是比较基本的话语结构格式”。此外也有研究从主题角度指出,汉语中担当主题的名词性成分往往无标记(Shi 2000;陈国华、王建国2010等),主题在汉语的句子结构中地位突出,在功能结构方面具有无标记性(陈平1994;曹逢甫1995等)。

对于不同主题结构的标记性,研究也有不同观点。对于汉语主题结构,刘林军和高远(2010)认为,汉语的主题化结构(即OF和SM)不仅使用频率要高于偏置式的LD,还可用于LD使用的各语言环境中,即偏置结构的标记性高;文旭(2005:50)则指出,LD可用于OF使用的环境,但反过来不行,即偏置结构的标记性低;潘珣祎(2010)等则认为这两类主题结构在信息等级、主题持续及话语功能上各有侧重,不可相互替换。英语研究也存有不同观点:Prince(1984,1997)将LD分为简化信息处理、激活偏序集合和避免孤岛限制,指出OF所用的语言环境都可用LD替代,即英语偏置结构的标记性低;Gregory&Michaelis(2001)则通过主题的指称示踪(referential tracking)对此提出异议,指出两者功能倾向性不同,LD具有“主题提升”(topic promotion)功能,而OF倾向于主题延续,因此,并非所有OF都可使用LD替代;Netz&Kuzar(2007)比较了三类主题结构,指出LD和SM分别用于开启和维持语步,不是替代关系,OF则不具话语管理功能。

综上所述,无论是与主谓结构比较,还是就不同主题结构比较,目前对于主题结构的标记性都未形成一致观点。更为有趣的是,根据以往提出的观察,汉英主题结构在前置式或偏置式的使用倾向上标记度相反,这一结论是否合理有待进一步的语料库验证;另外,对于主题结构中主题-述题的语义关涉性(aboutness),以往研究明显带有句子倾向,且多限于主题分析,对其述题表现少有关注,两者在真实话语中的关联构建方式及其所调用的认知情境因素尚不清晰,不同主题结构之间的标记性异同尚缺少更为系统的类型对比考察。为此,本文从主题和述题的情境植入方式对其实际使用加以考察,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主题结构在自然话语中是如何标记的?不同主题结构的典型特征有何异同?汉英是否存在标记度对立倾向?

2.2 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日常对话是最真实自然的语言表现。本文采取可比语料库,以随意性对话为研究语料。英语语料库为SBCSAE(Santa Barbara Corpus of Spoken American English)第一部分(2) ,包含14段对话录音,题材涉及朋友聚餐、夫妻聊天、生日聚会和课堂对话等,每段对话大约15-30分钟,共计5.5小时(327分钟)。汉语为自建的随意性对话语料库,是日常生活语境下的对话录音,经转写完成,题材与英语基本对应,包括14段对话,时长约5.4小时(320分钟)。

语料库建立后,手动检索、标注并穷尽性提取三类主题结构(参见后面表1)。之后按照所确立的标记性考察维度对该语料进行二次标注,标注因子包括主题和述题的编码形式和情境植入特征等。之后进一步处理数据,分步统计汉英不同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异同(参见后面表2-3)。

我们的研究假设是:语言结构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知识语境和认知处理能力的自足实体,其表征反映了言听双方作为认知主体对所述实体(作为认知客体)在定位场景中的概念化(Langacker 2001,2002,2008等)。语言结构的标记性观察不是传统意义上“有无标记项”的二元判定,也不仅仅是句式使用频率的高低,而是句法、话语和认知层面上几个综合因素所构成的“特征束”的典型程度(Croft 2003;Givón 2005;沈家煊1999;施春宏2004;屈承熹2006等),包括使用频率、结构与认知复杂性以及话语功能分布的广泛性。主题结构可视为一个典型范畴,其结构与认知上的复杂性越高,标记性越高;使用频率和功能分布越广泛,标记性越低。下面我们在认知语法的情境植入理论视角下对主题结构的特征束加以细化,确立其标记度考察维度。

Swales (1981, 1990) 提出的论文引言部分的语步—语阶分析框架CARS (Create a Research Space) 显示每个语步都可能存在几个可选语阶。依据这个框架, 众多学者针对论文其他部分 (如Yang&Allison 2003;Samar 2014;Liu 2018;Yang&Allison 2003;Santos 1996;Tankó2017) 研究了语阶的“必选”和“可选”体裁特征。其中Santos (1996) 在提出应用语言学期刊论文摘要的五语步模式 (即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结果讨论) 之后更深入地发现:在研究背景语步上, “阐明现有研究” (stating current knowledge) 语阶是必选语阶, 占比83%;“陈述存在的问题” (stating a problem) 语阶占比也较高, 而且这两个语阶的结合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读者引入研究内容。在研究内容语步上, 语阶“阐明研究主要特点” (indicating main features) 占比很高 (83%) 。在结果讨论语步上, 超过半数的学者使用“得出结论” (drawing conclusions) 语阶评价研究成果, 从而凸显研究价值和意义。而“提出研究建议” (giving recommendations) 语阶却寥寥可数, 由此看来该语阶是“边缘语阶” (a rather marginal means of indicating a discussion) (Santos 1996:496) , 意味着这一语阶并不是作者的修辞偏好。众多研究结果表明, 应用语言学实证研究领域的成员已经基本形成了具有学科领域特点的期刊论文体裁认知和修辞策略。

Lindeberg (1994a, 1994b, 1996, 1998) 对跨学科不同学术体裁, 以及论文的其他部分, 包括摘要均进行了研究。与他人研究的体裁分析视角不同的是, 她采用论文摘要的信息传播推销视角, 提出了摘要的推销语阶 (promotional steps) 分析框架 (2004:81) 。通过观察可能影响摘要语步信息推销性的具体实现方式, 即“潜在推销标志” (potential signals of promotion) 对语阶进行功能导向的判定 (2004:114) 。具体的“标志”包括:第一人称代词结合引述动词 (first person pronouns and reporting verbs) 、主张动词 (assertive verbs) 、目标达成动词 (goal-achievement verbs) 和增强语 (boosters) 等具体语言实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她将“推销语阶”进一步分为“直接推销语阶” (direct promotional steps) 和“间接推销语阶” (indirect promotional steps) 。“直接推销语阶”具有明显推销目的, 通过凸显当前学者的学术成果和贡献强调研究话题的中心地位和价值;而“间接推销语阶”指通过提出反对观点和建议等乍看上去会危及其他学者的面子, 实则显示作者对学科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 提高读者对作者的信任度, 从而间接地起到提升研究价值的作用。“直接推销语阶”的功能导向有:“创建中心议题” (claims of centrality) , 即指出话题的重要性、相关性和时效性;“指出研究空白” (statements of knowledge gaps) ;“强调自我研究贡献” (boosts of the writers’own contribution) , 表现为积极评价研究材料、方法、结果和研究意义。“间接推销语阶”的三个导向为:提出反对观点 (counterclaims) 、“支持既有假说” (support of hypothesis) 、“提出未来研究建议”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虽然Lindeberg (2004) 将摘要中语阶直接称为“推销语阶”, 但实际上是从信息凸显角度划分了语阶的推销功能导向。本研究将借鉴该分析框架对摘要中的语阶进行功能分类。

综上所述, 既有大量的研究聚焦于本族语者期刊论文摘要中哪一类语阶为“可选”或“必选”, 即摘要语步修辞功能或学科领域内作者修辞偏好的探讨上, 不同文化背景下应用语言学领域作者的修辞偏好研究虽然有 (如Flttum 2006;Van Bonn&Swales 2007;Samar 2014) , 但仍不足。Samar (2014) 发现, 在“创建研究空白”语步上, 东亚、欧洲、美国和伊朗的作者选择不同的语阶, 反映了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 作者对待他人观点和权威时采用的不同文化准则。中外期刊英文摘要在语阶层面上是否存在类似差异, 反映了作者哪些不同的传播意图和目的, 尤其是中国期刊作者如何通过语阶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 目前仍少有研究。

此外, 摘要作为正文内容的客观凝练, 具有同样完整的对应修辞结构 (Rowley 1988:10) 。以往对正文的研究表明, 论文的引言和结果讨论部分有着更大的推销力度 (Berkenkotter&Huckins 1995;Shaw 2003;Lindeberg 2004;Harwood 2005;Martín&Pérez 2014) 。作者普遍倾向在这两个部分强调选题新颖性和独特性, 指出研究空白, 强调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 以此达到同时提升作者学术声誉及传播其研究成果的作用。但在摘要研究中, 针对对应正文这两部分的语步, 即“研究背景”和“结果讨论”的研究还只停留在语步的体裁结构层面, 并未深入到语阶的具体推销功能导向。

因此, 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基于Santos (1996) 的摘要五语步模式, 结合Lindeberg (2004) 的语阶信息推销功能导向分析框架, 对比中外语言学期刊实证类论文英文摘要“研究背景”和“结果讨论”语步的语阶推销功能导向分布特点, 尝试揭示中外期刊作者语阶选择所反映的信息凸显偏好和传播意图, 以引起国内期刊界同仁及学者对提升学术成果传播效果的重视。

3.情境植入与主题结构的标记性维度

情境植入(grounding)是言者基于当前话语空间(current discourse space,简称CDS)所共享的认知情境(ground)来引导听者锁定事物或事件位置的过程。其中,CDS指在话语交际的当下,言听双方作为认知主体所共享的全部知识,包括客体层里展开的序列话语框架(discourse schema)及特定话语框架的调用、更新和变化,即话语中正在进行的语流。情境隐蔽在CDS的主体层,包括言语事件、言听双方及其互动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即时场境(以言者、听者及其在特定语境中的互动为核心),是一切语言形式具有实际交际意义的话语基础。言者通过有定、量化和态度限定(qualification)等情境植入方式,使交际双方就所指实体的话语(或认识)地位达成一致,最终实现对事物或事件的认识控制(epistemic control)(Langacker 1991:240-281,2002:29-37,2008:259-359;Nuyts 2002:456;完权2009)。

运用到主题结构里,如上图所示:主题为表征事物的名词短语,是交际双方的言谈起点,其所指属于某个特定框架内的一个角色,具备激活其所属话语框架的认知参照点能力。言者通过调用CDS中的特定认知情境,引导听者识别主题所指。述题为表述事件的定式小句,是主题可激活的位于当前话语框架内的一个目标事件。言者通过对该事件的现实性判断,达成对述题及其与主题关涉方式的认识控制。不同主题结构的选取既受制于主题与不同话语框架的关联,也受制于言者对述题的认识,反映了言者对不同认知情境的认识和调用。依此,我们将其主题和述题的情境植入表现作为主题结构标记性的重要考察依据。

3.1 主题的情境植入方式与标记性维度

先来看主题在客体层的情境表征形式。简单说来,名词短语的编码形式大致有代词、专有名词、带指示词等定指词的名词短语、带定语从句等长修饰成分的有定描述语和带数(量)词等修饰成分的无定描述语等,其情境植入方式可分为有定和量化两类,标明言者对所指实体的认知距离或有定程度判断(Langacker 2002:31,36),依据听者对其所指的识别度或心理提取的难易度构成一个由高到低的可及性连续统(Ariel 1990;许余龙2004等)。主题通常要求有定性或专指性(specific)(曹逢甫1995;沈家煊1999等),作为一个典型范畴,其编码策略可构成一个“有定/无定”的可及性连续统,即主题所指的心理可及性越高,其定指程度越高,编码形式越简单,标记性越低。例如:

(4)a.咱们早自习不还挺多吗?[英语]你还必须得去[Ø]嘛。(OF)

b.[这一套],[Ø]肯定可贵了。(SM)

c.像[那个教力学的老师],[那]肯定就是好多万。(LD)

(5)a.A:Four?Five?Six?

B:[This]I don’t know[Ø].We’ll have to check[Ø].(OF)

b.[Much of our political behavior],[Ø]is a product of what was covered in this class under history and culture.(SM)

c.A:...Yeah he’s a teenager,but he teaches these classes in New York.

B:[That boy],[he]’s supposed to be awesome.(LD)

上述两组主题结构中,(5a)代词this标记性最低,其次为(4a)专有名词“英语”、(4b)和(5c)的定指词语、(4c)的有定描述语,标记性最高的是(5b)的无定描写。主题的标记性由低到高依次为:代词<专有名词<定指性名词短语<长有定描述语<无定描述语。

再来看主题编码在主体层所触发的认知情境。如图1所示,交际所触发的情境可包括言听双方共享的物理场景、上文情境、知识情境和言者主观赋予或构建的临时情境等,这些情境在CDS的“心理空间可及性”并不相同(Epstein 2002;王义娜2003等)。根据主题所指在话语进展中所激活的心理空间,其情境植入的话语表现可分为回指式、直指式、搭桥式、回顾式和前瞻式。回指式用来延续前期话语框架里的凸显主题,指言者把主题所指从上文的话语情境带到听者工作记忆的可及表征上,如(1a)(2b)(5a);直指式只涉及当前话语框架,指言者引导听者在即时的物理情境中达成可及实体的一致,如(2a)(4b)等;搭桥式是指借助共有知识激活的主题,该主题由前期话语的某个触发词激活,如例(4a)主题“英语”的所指是“英语早自习”,其识别的情境是当时谈话主题“早自习”所激活的知识框架;回顾式是指将已不凸显的语篇主题重新引入当前框架,如(1b)(4c),或言者基于表态需要有意将凸显主题重新引入,如(5c)将已在话语情境中凸显的主题he重新引入为that boy,其心理空间可及性降低;还有一类,是言者基于当前话语框架临时构建而来,其主题所指不存在于前期和当期话语框架,上文也没有触发词,如(3b)(5b)的主题所指缺少心理空间可及性,是听者期待能在下文中持续的前瞻式主题。

放在话语中观察,主题提取所调配的认知情境对于听者的心理空间可及性越高,其认知复杂性越低,标记性也就越低。其话语标记性由低到高为(4) :回指式/直指式<搭桥式<回顾式<前瞻式。

3.2 述题的情境植入方式与标记性维度

与主题的情境植入不同,述题情境植入涉及言者对动作行为或状态关系的现实性判断,是言者基于当前情境达成对事件的认识控制过程。从认知客体层看,言者可通过不同的时态标记、否定标记、情态标记(5) 等形式表明事件的现实性、社会交互性或潜在可能性,表征事件的当前现实、过去现实、非现实事件和介于“是”与“否”之间的可能事件等。

与主题植入可调配多类认知情境不同,述题的情境植入主要涉及言者对当前情境的认识与考量,据此达成对事件的控制或事态限定,可大致分为感知现实(conceived reality)、非现实(irreality)、投射现实(projected reality)和潜在现实(potential reality)(Langacker 2008:301)。感知现实是基于对事件现实存在性的感知,包括当前现实和过去现实,如(2a)(3b)(5b)等;与感知现实相对应的是认知主体并不知晓或实际并未发生的非现实事件,如(2b)(5a)等;由直接现实投射而来的事件为投射现实,如(1a)和(4a)通过根情态“会、必须”投射现实;认知主体也可追踪未来路径并推断事件发展,对潜在现实的事件加以估量与评判,如(4b-c)的情态副词“肯定”、(5c)的情态动词is supposed to等都是对事件可能性的判断。

就结构复杂性而言,述题从时态标记,到否定和情态标记依次增加,其标记性也随之增加。就其认知复杂性来说,感知现实是现在或过去发生的现实事件,言者无需付出多大努力即可直接感知,而其它事件并未发生,其情境植入方式更为复杂,因此言者要想达成控制就需付出更大努力。也就是说,目标事件相对于认知主体的心理空间可及性越低,述题的情境植入方式越复杂,其标记性越高。其话语标记性由低到高为:感知现实<非现实/投射现实<潜在现实。

据此,主题及其述题事件的情境植入方式和言者对主题所指以及事件现实的认知复杂性判断可作为不同主题结构标记性高低的考量关键。下面就基于这一CDS认知模型,对主题结构的使用频率及其主题和述题的情境植入方式进行语料提取和数据统计分析,以确定汉英各结构之间的话语标记度。

4.汉英主题结构的标记性考察

首先从使用频率看,汉英主题结构差异显著(X2=153.15,p<0.01)。如表1所示:

在使用总量上,汉语主题结构是英语的三倍多,较为常用。具体到三类结构上,汉语SM与LD使用频率较为接近,OF的使用频率最高,标记性最低;而英语的SM使用频率最高,OF仅有7例,标记性最高;由此,汉语主题结构的频率标记性由低到高为OF<SM<LD;英语则为SM<LD<OF。对比来看,OF位于频率标记性的两端,汉英差异最为显著。这基本符合以往的研究结果,汉语的偏置式标记度高,而英语LD的标记度低于OF。

4.1 主题的情境植入方式与标记性

下面表2分别从结构和认知复杂性上对主题的情境植入方式进行统计。简便起见,我们将汉语句式下标C、英语下标E。下同。

先看主题的结构复杂性。总体来看,主题的编码形式以有定为主,无定描写较少。对比可见,使用简单编码形式时汉语偏多(代词的使用比例为35.7%:6.7%),复杂编码时英语偏多(后两项的描述语比例为44.2%:20.1%),汉英差异显著(X2=77.26,p<0.01)。具体到三类结构,汉语OFC的主题编码形式最为简单,代词类占55.2%,指称实体的语篇凸显度最高;SMC和LDC依次降低,其主题标记性依次增加,与频率标记性基本一致:OFC<SMC<LDC。英语则不同:OFE频数低但主题形式简单,SME频数高但主题植入策略复杂、代词形式仅占10%,LDE没有可及度高的代词形式、后两项描述语占42.7%,结构标记性由低到高为OFE<SME<LDE,不同于频率标记性。卡方比较显示,OF和LD汉英较为接近(X2分别为4.72和6.62,p>0.05),SM差异显著(X2=18.41,p<0.01)。

再来看主题的认知复杂性,汉英差异显著(X2=76.44,p<0.01)。比较而言,汉语已在前文话语框架里激活的回指式主题比例远高于英语(49%:10.9%),而重新引入主题的回顾式(17.5%:30.9%)和指向预期话语框架的前瞻式主题比例(29.3%:51.5%)都远低于英语,具体结构对比可见:汉语OFC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主题回指式(72.1%),SMC的回指式较少(31.1%)、主题引入式(包含回顾和前瞻式)较多(67%),LDC则基本为主题引入式(97.1%)、且多为复杂度最高的前瞻式引入(66.7%),标记性由低到高依次为:OFC<SMC<LDC。英语结构中,OFE主题主要与前期话语框架相关,LDE则多为主题引入式,SME里15.6%为回指式、55.6%为复杂度最高的前瞻式,其标记性由低到高为:OFE<SME<LDE,与结构标记性一致。汉英比较显示,OF和LD较为接近(X2分别为5.87和6.31,p>0.05),但SM存在差异(X2=11.58,0.01<p<0.05)。这大概与汉英主题在CDS的篇章地位不同有关,相关因素将在5节考察。

4.2 述题的情境植入方式与标记性

对述题情境植入的结构复杂性和认知复杂性维度进行标注,结果如表3所示。

先看述题的结构复杂性表现。总体来看,汉语的情境植入策略相对复杂,否定标记和情态标记偏多(59.2%:34.5%),而英语里简单的时态标记偏多(65.5%:40.8%),其标记性低于汉语。具体到各个结构:汉语OFC使用否定和情态标记最多(63.9%),SMC次之(58.3%),LDC最低(46.1%),述题的标记性由低到高依次为LDC<SMC<OFC;英语LDE的时态标记最多(69.1%),SME次之(66.6%),OFE最少(14.3%),标记性由低到高依次为LDE<SME<OFE。卡方比较显示,OF和LD汉英较为接近(X2分别为1.45和4.15,p>0.05),但SM差异显著(X2=12.46,p<0.01)。

再看述题事件的认知复杂性。汉英差异显著(X2=39.07,p<0.01):述题用以表达现实事件的,汉语为38.2%,英语则高达65.5%,汉语情境植入的认知复杂性高于英语。具体到各个结构:汉语述题植入方式的复杂性由低到高为LDC<SMC<OFC(46.1%/59.2%/68%);英语同样为LDE<SME<OFE(30.9%/33.3%/85.7%),标记性依次增加。比较显示,OF倾向于非现实性事件,LD倾向于现实性事件,两类句式的汉英表达倾向相对接近(X2分别为2.72和5.8,p>0.05);但SM差异明显(X2=15.94,p<0.01):英语以表达感知现实事件为主(66.7%),而汉语则感知现实(40.8%)与可能现实表达比重相当(35.9%),SMC的潜在现实表达在所有句式中最高。

4.3 标记性数据的初步比较

由表1-3的三类特征比较可见,汉英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差异显著。首先在使用频率上汉语主题结构占绝对优势,以OFC最为常见;而英语主题结构使用最多的是SME,OFE最少,即汉语里使用最多的主题前置式罕见于英语,OFC和OFE位于频率标记性的两端。其次从结构和认知复杂性看,汉语主题结构的主题标记性显然较低,但述题标记性高于英语。具体到三类句式上,汉语主题的标记性等级由低到高为:OFC<SMC<LDC,与其频率标记性一致;而英语主题的标记性等级则为:OFE<SME<LDE,不同于其频率标记性。

可以看到,结构复杂性和认知复杂性所呈现的标记性等级基本一致,两者之间具有拟象性;但主题和述题的标记性具有反向表现。汉英相较,频率差异最大的是OF,但复杂性上差异显著的却是SM。因此以往抛开SM谈LD和OF的使用倾向(如Prince 1984,1997;Gregory&Michaelis 2001等)有些简单化,将SM与OF合并为主题化结构的做法(如刘林军和高远2010;潘珣祎2010)也不利于前置与偏置结构的异同认识。此外,鉴于频率分布观察的局限(Haspelmath 2006),标记性还需考虑话语功能分布的广泛性及其篇章地位。

那么,置之于连贯话语中,这些主题结构的典型特征究竟有何异同?其主题和述题为何呈现反向标记性?与其语义关联的实现方式是何关系?下面结合这些问题进行数据讨论。

5.讨论:不同主题结构的典型特征与标记性

比较可见,不同主题结构的主题和述题具有各自独特的情境植入特点或标记性特征。放在CDS模型里,言者将意指的主题引入当前话语或在当前话语中延续,其情境植入首先需要兼顾言听双方的认知状态(图1主体层的双向虚线),以实现顺利交流。主题所指的识别度高时,主题的编码形式和所调配的认知情境相对简单;而如果主题对听者而言可及度较低,所调配的认知情境因素相对复杂,则需要增加主题的标记性(7) ,以帮助听者有效识别主题,达成言听双方的“协同指称”(Langacker 2008:282)。当然,言者也可有意降低主题的可及性来表达态度(如5c的主题已在上文凸显为he,言者却选择了that boy重新引入,继而通过述题he’s supposed to be awesome表达对主题的评价)。语料中这种用法不多,主题的标记性选择主要体现为一种交互主观性表达。

从述题的认知情境因素调配看,其情境植入标记反映了言者对事件的现实性判断,涉及的情境因素主要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做出判断的言者。对于发生的客观事件,交际双方可以直接感知;而未发生的非现实事件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占有空间位置,尤其是那些表达认识类的潜在现实事件,其心理空间可及性更弱,其情境植入更有赖于言者。还以(4)为例,重复如下:

(6)a.咱们早自习不还挺多吗?[英语]你还必须得去[Ø]嘛。

b.[这一套],[Ø]肯定可贵了。

c.像[那个教力学的老师],[那]肯定就是好多万。

(6a)的述题事件是基于社会现实的投射,而(6b-c)估量与评判的是潜在现实事件。“必须、得”表明事件必然发生,表达了言者对该现实具有一定的实际控制力;而认识情态“肯定”表达的是言者的主观判断,未涉及听者的认知状态。述题的高标记性可视为一种高主观性表达。

为了更为准确地提取不同主题结构的典型特征束,我们依据主题在CDS的主体层和客体层表现,将其在当前话语框架中所发挥的话语功能归为四类:延续主题、提升主题、表态主题和旁枝主题。延续主题即前期话语框架里已经凸显并得到延续的回指式主题,是具有承上启下力的篇章主题;提升主题是指将讨论的某个实体提至当前话语框架,并在预期话语框架中得到持续的篇章主题(前瞻式、回顾式和搭桥式中都有);表态主题指不为听者识别只为言者表达观点态度的主题(部分回顾式);最后一类则是不能发挥语篇主题作用的句法主题(部分前瞻式、部分搭桥式)。

进而我们将述题在当前话语框架的表现归为两类:当述题所述为感知现实时,所提供的描写以现实概念为基础,主题结构为客观描述(图1主题-述题间的实线);当述题为非感知现实时,对主题的说明则更有赖于言者对所述事件的主观认识,主题结构为主观评述(图1主题-述题间的虚线箭头)。据此提取不同主题结构的典型特征,并标出各类特征在各自语言中的比重,如下图所示。

从主题的话语功能看,分布最广泛(即标记性低)的是OFC、SMC和SME,都可发挥四种功能;LDC和LDE次之,可发挥三种功能;OFE仅发挥两种功能,标记性最高。

再从各自所发挥的主导功能看,OFC主题以延续为主(占汉语总量的42.6%),SMC则是提升和延续主题,而SME多为旁枝主题和提升主题(分别占英语总量的22.4%、21.3%)。再看LDC和LDE,两者均以提升主题为主,不用于延续主题,其语篇地位低于前置式的SM和OF;不过英语的前置式比较特殊:OFE主题看起来语篇地位较高,以延续为主,但仅占总量的2.4%,其功能最为受限,频数最少,标记性高;SME虽然表达延续主题(占英语总量的8.5%),但所有句式中其旁枝主题最多,如(1b)的double-aught and aught、(5c)的Much of our political behavior都只是句式主题,不在预期话语框架中持续,其语篇地位偏离篇章主题特征。Netz&Kuzar(2007)也提出SME维持语步的倾向不明显,如此一来,汉英在该句式上差异显著也就不足为奇。

这一典型特征分布观察基本支持Gregory&Michaelis(2001)的不可替代观:OF倾向于主题延续,而LD无此功能,所以表达主题延续时LDE不能替代OFE(不可替代用*表示),如(7a-b);同理,汉语的前置式尽管常用,但OFC或SMC也不能随意替代LDC,如(7c-d)的LDC都是前瞻式的提升主题,如改为OFC或SMC会影响听者理解。除非句式的功能特征类似,如(8a-c)共享回顾式的主题提升功能,其OF/LD、SM/LD和LD/SM可相互替代。

(7)a.A:You should run for a local school board position.

B:[That]I’m not so sure about[Ø/*it].(Gregory&Michaelis 2001:1669)

b.A:Four?Five?Six?

B:[This]I don’t know[Ø/*it].We’ll have to check[Ø].

c.[我爸]就是,哎呦我就特受不了[他/*Ø]。

d.像[中西医讲的吃方面的东西,吃什么肝类的蔬菜之类]啊,[这/?Ø]当然是次要的。

(8)a.[These shoes]we never did put[Ø/them]on a horse.

b.[That two pairs of cotton pajamas,and that cotton muumuu],[Ø/they]aren’t gonna weigh up to eight dollars worth.

c.那[男同志的衣服],[它/]不都一直都这样嘛。

汉英对比可见,汉语主要为延续主题(49%),其次是提升主题(35.2%);英语则依次为提升主题(50.4%)和旁枝主题(31.5%),延续主题仅为10.9%。

进而观察主题结构的客观描写与主观评述表现,不难发现:主题延续(即语篇地位高)时述题的评价功能更为凸显;与之关联的,汉语述题的主观评述凸显(61.8%),英语则客观描述偏多(65.5%)。具体到汉语各类结构:OFC的典型特征是对延续主题进行主观评述,其主题已作为篇章主题凸显,可及性最高,听者容易从话语情境中提取出来。对于这些凸显主题,言者常使用零代词回指,并直接提出态度限定或主观评价;SMC主要是对提升和延续主题进行主观评价(主观评价的整体比例较高);LDC则是典型的主题提升结构,其述题的主观评价表现不占优势。例如:

(9)a.[Ø]你说现在不挑的话,[Ø]就是也能找到,[Ø]远一点肯定能找到,[Ø]就直接去直接住。(OF)

b.就是[这个题目本身],我觉得,[]其实也是蛮主要的。(SM)

c.比方说[你在法院系统干十年那个级别],[Ø]肯定不跟你在外面干十年肯定不一样。(SM)

d.[一个人的魅力],[它]是自内而外散发的。[它]绝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嘴皮子功夫。(LD)

例(9a)里言语双方在聊“出国访学租房子的问题”,在前期话语框架里“房子”已凸显为篇章主题,其心理空间可及性高,所以在对话接续时言者使用了4个OF直接进行述题评价,4个述题小句构成一个以“房子”为主题的主题链(topic chain),其主题具有无标记性,述题则相反。(9b)是个主题延续式SMC,前期话语框架的言谈主题就是“测试的题目”,言者基于表态需要,通过主题标记“就是”提高主题的关注度,并以话语标记“我觉得”、情态标记“其实”表达其主观认识(标记词的使用加强了主题和述题之间的语义关涉性)。(9c)SMC是个前瞻式的提升主题,言者通过重复使用情态标记“肯定”将述题限定为主观认识。而(9d)是LDC前瞻式的主题提升表达,主题“一个人的魅力”是个任指(non-specific),心理空间可及性低,言者将其引入当前话语框架中,在述题中通过代词“它”复指,降低主题的新信息度,遵守了复杂信息表达时主题的“指称与角色分离原则”(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Reference and Role)(Lambrecht 1994:185),是主题的客观描写方式。

英语各结构中,OFE对延续主题的主观评述最多,如(2b)(5a),与OFC功能倾向类似,仅有1句为提升主题的客观描述,如(10a)。另两个结构的主题延续性弱,述题的评价功能相对欠缺:SME客观描述较多,主见于旁枝和提升主题,这些主题主要是补充信息,不具备“承上启下”的篇章主题特征,如(10b)。LDE客观描写最多,其中最典型的提升主题结构中,客观描写倾向远高于主观评价(分别占总量的28.5%和12.7%)。如:

(10)a.OK sweets,I’ll go if I want.[Joe]I like[Ø],because she’s really interesting.But a lot of other paddlers...(OF)

b.No.I don’t have my own equipment at all.[Dad],you know,[Ø]has done some of it.(SM)

c.[Power and Gold],[it]’s all about jewelry traditions of the archipelago of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SM)

(10a)谈论的是“是否参加聚会”,言者表示Joe她虽喜欢,但对其他参加者并不喜欢。言者通过主题前置式的客观表达,凸显了对比效果。(10b)谈论的是“制作铁蹄的学习经历”,当听到对方认为她拥有自己的设备时,言者加以否定,之后使用SM补充Dad“做过些设备”,该主题结构是篇章主题的枝节信息补充,并未在后续话语框架中持续。(10c)的谈论主题是名为Power and Gold的一本书,当被问到该书时,言者使用LD重新引入该主题,并复指为it以提高述谓命题的焦点性,使主题在预期话语框架中得到延续。

6. 结语

本文基于认知语法的CDS分析思路,从主题和述题的情境植入角度,在口语语料库中考察了汉英三类主题结构的标记性特征及其主题-述题之间的语义关联异同。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不同主题结构的主题和述题基本呈现反向标记性,其语义关联受到CDS的认知情境制约。第二,汉英主题结构在典型特征上具有倾向性差异,其话语标记性由低到高分别为:OFC<SMC<LDC;SME<LDE<OFE。汉语倾向使用前置式,但英语并不完全呈现为偏置式突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第三,不同主题结构具有各自独特的情境植入特点,句式功能不同时句式之间不可替代;Prince(1997)等提出的句式可替代性或刘林军和高远(2010)等提出的汉语主题结构间的标记性中和现象可见于特征共享的句式之间,但并不普遍。第四,汉英主题的篇章地位不同,其述题的评述功能及其关联方式具有倾向性差异。

汉语主题结构以延续主题为主,话语凸显度高、认知复杂性低、在CDS的心理空间可及性高,容易成为认知情境的一部分,这正是主题突出型语言的重要特征;而英语三类结构里提升主题占第一位,其次为旁枝主题,汉英在SM使用上的明显差异与其对篇章主题的偏离倾向有关。句式主题的篇章地位低时易使用客观描写类述题,汉语述题的评价功能凸显,与其主题的篇章地位突出相吻合。

我们将主题结构视为典型范畴,从主体层与客体层互动角度,提取了一组主题结构考察的典型特征束,包括使用频率、结构与认知复杂性以及话语功能的广泛性。这组特征的标记度对比可反观汉英语言的类型差异,为进一步解读不同主题结构的语义关联方式异同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注释

1文中例句除非特别注明,均出自本文的汉英口语语料库。其中,主题及其在述题中的复指词用方括号[]标示,复指词空位时标示为[■];有上下文时主题结构用下划线标出;语料原文一行为一个语调单位,为节省篇幅,我们以“,”分隔语调单位。

2该语料库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John W.Du Bois等建立,共有60段语音材料,分四个部分,网址为http://talkbank.org/access/CABank/,本文选取了第一部分的对话语料。

3CDS分析模型由Langacker(2008:282,466,486)的三个认知图式合并而成,反映了主体层与客体层互动的认知话语分析思路。根据研究需要,图1对客体层进行了细化:添加了主题结构的主题、述题要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客观、主观关联路径(分别用圆圈、长方格、实线、虚线箭头表示)。

4标记度由低到高用“<”表示;标记区分度不明显时用“/”表示。下同。

5Langacker(2002等)区分了根情态(root modal)和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我们结合Nuyts(2002),认识情态提取时将认识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标记都考虑在内。

6表2里,“专名、定指、有定语、无定语”等简称分别代表“专有名词、定指性名词短语、有定描述语、无定描述语”(参见3.1)。此外,汉语的名词性成分并不强制要求有定或无定标记(Chen 2004),常使用零代词和光杆名词,前者归入代词类,后者则根据其可及度分别归入定指类和有定描述语。

7观察主题的标记词,发现其分布倾向于低可及主题,同于主题情境植入的复杂性倾向:汉语为OF<SM<LD(10.8%/43.7%/48%);英语为OF<LD<SM(42.9%/52.8%/58.9%)。这些标记多是话语进程中的连接成分,发挥交互主观性作用;部分语气词和话语插入语是基于言者的表态需要。篇幅所限,相关数据不再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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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致力于情景植入（grounding）理论的研究，如果对英汉不同植入体系研究感兴趣，欢迎关注王教授团队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