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朱黎黎、丁建新：政治话语的协商架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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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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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的协商架构分析

朱黎黎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丁建新/ 中山大学

摘要：本研究对《华盛顿邮报》网站上有关美国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探讨贸易保护政策的协商架构。本文将论证分析与政治话语的架构结合，提出政治话语的协商架构图式。架构策略选择性凸显包括行动环境、预期与非预期结果、规范性价值观在内的目标论证前提或后果论证前提。研究发现：一方面目标论证的环境前提被凸显，强调支持贸易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后果论证前提被凸显，引导受众反对贸易保护政策。总体上，从语料数据看，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不可接受、不合理”的负面后果论证占更大比例。本文为政治话语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为回应争端事件的话语建构提供一定启示。

关键词：政治话语；中美贸易摩擦；协商；论证；架构

学习文献：朱黎黎,丁建新.政治话语的协商架构分析[J/OL].现代外语:1-14[202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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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媒体政治通过大众媒体在政界人士和大众之间批评性地传播政治事务 (Ekström 2001:564)。媒体政治是当代政治的一部分。政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论辩，就公众关切事务协商出决策 (Garner 2009: 2⁃5)。政治话语也是一种论辩话语形式，政治话语分析的核心是主体如何对行动决策进行协商 (Fairclough 2014)。然而，现有的政治话语研究大多局限于关注政治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表征现实，很少考察政治话语的论辩属性。中美贸易摩擦是公众关注的政治协商议题之一。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新闻是论辩性的，利用媒体舆论对“是否应该采取贸易战行动”进行协商。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中美贸易摩擦蕴含的行动策略，本文从论辩 (argumentation) 视角出发，结合架构理论 (framing theory)，借助语料库工具 Wmatrix 和 T⁃lab，对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上中美贸易摩擦协商的政治话语进行分析，探讨“是否应该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架构策略以及如何引导受众得出结论 (支持或反对)。

文献综述

在政治话语分析领域，大多数国外学者沿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解释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认知视角解释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话语分析的主要路径之一。Chilton (2004) 从认知和进化的视角提出包括隐喻、空间认知等政治话语分析观点。Chateris⁃Black (2005) 系统化地提出和应用批评隐喻分析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解释特定语境中选择隐喻而非其他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动机。van Dijk 则指出对政治话语意义的解释应当包含政治认知的分析，并讨论了政治话语的主要话语策略及相应的语言表达形式 (吴鹏 2009)。Cap (2008) 提出的趋近化理论识解话语实体间边缘⁃中心关系，阐释人们如何对外在威胁采取合法化的防范措施。话语历史研究方法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是政治话语分析的另一重要路径。Wodak 将政治场域分割成不同的行动域，视论辩为一种话语策略，但没有阐释如何通过实际论证引导行动 (2009: 29)。上述传统的研究方法过多关注“表征”(representation) 如何塑造社会现实，而忽视了政治话语的论辩性。学者对政治话语论辩性的关注源于政策话语分析。Dryzek (1993)最早指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政策话语是在多重解释性框架下衡量各因素的一个协商过程。Finlayson (2007) 认为政治话语分析要关注论辩，但要重点关注话语的修辞特征。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提出政治话语实际论证分析框架，并指出实际论证可以与架构或隐喻的分析相结合，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Fairclough (2016) 从论证视角提出协商图式及其评估的方法，主要讨论架构分析如何与协商的评价相结合。Cârlan & Ciocea (2016) 则尝试将批评话语分析、论辩理论与媒体研究中的架构相结合，他们侧重从传播学视角考察协商论辩模式如何能够更好地阐明和理解媒体架构过程。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讨论了几种架构策略在协商决策过程中的运行机制，但没有进行量化研究。目前的研究缺少一个整合的范式去阐释和解释政治话语协商中架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主要是沿用 Wodak, Chilton 等国外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研究范式对政治话语建构进行实证研究(如吴丹苹、庞继贤 2011；刘文宇、徐博书 2018；杨敏、符小丽 2018)，或者对不同视角的政治话语研究进行评介 (如尤泽顺、陈建平 2008；蒋春丽、杨可 2013)。尽管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政论性话语的论辩进行分析，但主要是从语用论辩角度探讨论辩的有效性 (如 Wu 2019；杨娜、冉永平 2017)，很少对政治话语的协商 (deliberation) 如何架构 (framing) 进行研究。总体而言, 现有的国内外政治话语分析较多关注语言表征，没有充分重视政治话语的论辩性质，缺少有关论辩视角的实证研究。

理论框架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认为政治话语是在论辩过程中支持或反对某特定主张或行为方式，并赋予决策合理性的一种论证形式。参照该定义，本文将媒体上讨论中美贸易摩擦的文本界定为隐含“协商”(deliberation) 过程的政治话语。协商是在价值观和利益不同的语境下，批判性地评估实际论证中各个前提要素的后作出行动决策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154)。实际论证包括目标前提、环境前提、价值观前提和结果前提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51)。协商过程中，不同的论证选择性地凸显不同的前提，引导受众作出不同的决策(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例如，一项政策如果强调对环境潜在的破坏(负面后果前提)，那么该政策就不应该被采用。价值观前提也可能被强调或凸显(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3)。例如，一项有争议的产业计划如果强调其违反法律义务、损害公民权利等价值观前提，那么该计划就不应该被实施。

从修辞上讲，架构 1 (framing)是策略操控的一种表征手段，影响受众对论辩主张的选择 (van Eemeren 2010: 126)。论辩者对行动环境的架构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行动环境的了解程度，还取决于他们对行动环境的评价性取向和改变行动环境的具体意愿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93)。Entman (1993) 将架构定义为选择和凸显，即选择现实环境的某些方面使之在交际传播语境中更显著。架构过程就是定义问题、诊断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也是一种协商性推理，引导受众得出具体的结论和实施行动。架构塑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制定的计划、行动的方式、行动结果的好坏 (Lakoff 2004: xv)。为了鼓励人们参与行动，架构必须是真实的，或者可以与人们的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共鸣 (Noakes & Johnstone 2005: 2⁃6)。范畴化 (categorization)、说服性定义 (persuasive definition)、类比 (analogy)、隐喻(metaphor)等架构策略通过选择价值观负载词 (value⁃laden word)和框架 (frame)，阐释一个语义域与另一个语义域的逻辑推理关系，重新描写或定义现实，并强调论证的某种前提 (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主体参与者可以依据批判性问题 (critical questions) (见表 1) 对协商的实际论证进一步评估，判断论证的合理性，从而作出决策 (Fairclough 2016)。

综上所述，笔者在实际论证和评价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Fairclough 2016; 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 的基础上，结合架构理论，整合出协商架构图式。如图 1 所示，协商包括两个主要论证图式：目标论证 (右) 和后果论证 (左)。在第一层面中，架构的首要机制是在协商过程中为受众提供一个潜在的、最重要的前提。在协商图式中，主体可以根据对行动环境的评价性取向对论证重新架构，选择和凸显某个前提。凸显的前提包括行动环境 (C)、目标(G)、结果 (E/E’)和价值观 (V)。协商得出的决策取决于受众对行动环境、目标、预期或非预期结果、以及行动方式实现目标可能性的评估。如果非预期结果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提出的主张就是不合理的，应该放弃行动。如果预期的结果是合理的，则可暂时实施行动，但要接受批判性问题的检验而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行动。协商图式中，如果一个前提被凸显，而其他的前提没有被凸显，凸显的前提就会得到优先考量，进而实现引导受众改变决策的目的。论证前提通过架构的“视作”(seeing as)机制进一步强化凸显效果、增强论证的说服力。范畴化、隐喻、说服性定义和类比都是一种视作机制，如“行动 A 像/是一种 Y” 或“行动 A 像/是一种 Z”。这些策略使用一个语义域的逻辑推论 (蕴含关系) 阐释另一个语义域，以一种修辞上更具说服力、更加凸显的方式重新表达预期或非预期的结果前提、环境前提、价值观前提等，支持目标论证或后果论证，从而引导受众支持或反对行动主张。本文回答两个研究问题：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协商论证前提是如何架构的？第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协商架构如何引导受众的行动决策？

研究设计

笔者使用 Python 编写程序，设置相关关键词 (Sino⁃US, China, U.S., trade 等), 收集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华盛顿邮报》官方网站 (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上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媒体报道。本文将关于中美贸易战、贸易保护的政治决策以及人们表达观点、讨论评价的语篇作为目标语料。通过人工筛选有效文本，共收集目标语料 493 篇。笔者自建中美贸易摩擦政治话语语料库，共计 454976 形符 (token), 19545 类符 (type)。借助语料库工具 Wmatrix 和 T⁃ lab，本文描写和阐释协商中论证如何架构、架构策略如何引导行动。Wmatrix 的语义标注系统 USAS (UCREL Semantic Analysis System) 依据分类语义赋码集 (Semantic Tagset) 对语义自动标注，识别语料库中具有显著性的主题语义域 (LL≥6.63, p≤0.01)和高频关键词表，并可对关键词搭配进行索引(Rayson 2008)。语义赋码集包括 A⁃Z，21 个语义域，每个语义域下有不同的次语义域，共 232 个，比如 G1：政府、政治；G2：犯罪、法律。次语义域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子语义域，如 G2.1, G2.1+, G2.1⁃等。T⁃lab 是一款独立的语料分析软件，支持多语种大规模的共现分析 (Co⁃occurrence Analysis)、主题分析、对比分析。共现分析的索引分析 (Concordance) 功能在选定关键词后，可以将关键词的语境列出并导出。

本文将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Sampler Written 作为对照语料库，对比获取自建语料库中凸显的语义域、高频词表，同时借助 T⁃lab 软件，考察语义域中高频词的共现语境 (elementary context)。如上文提出的协商架构图式所示，首先，本文描写目标论证中基于价值观的目标前提、环境前提以及后果论证中负面后果前提是如何被重新架构。其次，本文阐释目标论证前提和后果论证前提如何通过更具修辞说服力的架构策略有意识地重新表达，激活一定价值观及蕴含关系。同时，本文基于批判性问题解释架构策略如何引导受众衡量各前提的重要程度，从而支持或反对贸易政策。

贸易保护政策协商架构

5.1 协商图式的架构

在协商语境中，架构的首要机制是有策略地凸显实际论证的某一前提，从而引导受众支持某个结论 (Fairclough 2016)。研究使用 Wmatrix 分析出中美贸易摩擦话语中总的主题语义域和高频词表，再对照协商中影响行动的各前提，通过 T⁃lab 考察具有显著性的语义域内高频词的共现语境和词频，筛选出相关的具有评价性取向的语义域 (见表 2)。

目标前提是论辩主体根据价值观设想，并试图通过行动予以实现的未来形态(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42)。中美贸易协商的目标前提是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设置贸易保护壁垒促使中国作出经济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减少中美贸易逆差、恢复美国经济繁荣。目标前提中，仅有实现目标方式的关键词“壁垒” (barriers) 出现在表 2 中，而目标关键词“繁荣”(prosperity) 以及所属的框架 I1.1+ [Affluence]并没有出现在表 2 中，不具有显著性。

环境前提涵盖需要采取行动的争端问题所处的经验环境、社会和制度环境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48)。范畴化和说服性定义凸显目标论证图式的环境前提。范畴化选择并凸显某些框架，通过蕴含关系引导受众支持或反对某一行动。作为一种架构策略，范畴化阐释了一种实体或现象被视作特定范畴或种类，并被赋予特定的概念标签，进而使论证图式中的前提凸显(Walton et al 2008)。参照 FrameNet (https://framenet.icsi.berkeley.edu) 的框架分类，显著性语义域 SG2.2⁃[不道德]、G2.1⁃[犯罪] 激活相应的“犯罪”(CRIME) 框架。犯罪框架激活“不道德的”、“ 非法的”、“ 错误的”等概念认知。不同于词汇或理论定义，说服性定义 (X is a kind of Y) 具有内在的偏见(Walton 2007)。说服性定义是重新架构的一种方式。利用价值观负载词实现劝导目的，是对现实的“修辞性重新描写”(rhetorical re⁃description of reality) (Skinner 2002)。“unfair”,“steal”,“theft”, “illegal”等价值观负载词重新定义了协商的行动环境。比如，说服性定义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定义为“不道德、非法的贸易行为”(例 1)，将中国正常的商业行为定义成一种“强迫性技术转移”(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知识产权盗窃”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以及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布局重新定义成“非法手段取代美国地位”(例 2)。A1.1.2[伤害]，E3⁃[暴力]语义域中高频词激活 “造成伤害”(CAUSE HARM) 框架。比如，“threat”包含负面的情感内涵，它的高频使用能够重新描写中美贸易的所处的经验环境，凸显中国威胁、损害美国经济的行动环境。

(1) China, he said, was operating on an uneven playing field, using unfair trade practices that supposedly harm the U. S. economy, steal American jobs and contribute to a vast trade deficit.

(2) They have set their sights on overtaking us by legal and illegal means. Technology􀆳s probably going to be the next battlefield, said Michael Wessel, a member of the U.S.⁃ China commission.

在协商中，负面后果论证的前提也被凸显。如表 2 所示, A1.1.2[伤害]， A5⁃[危险]，S8⁃[妨碍]等语义框架凸显程度较高，激活“风险”(RISK)和“造成伤害”(CAUSE HARM)框架。以风险框架中“risk”的使用为例 (见表 3），对于贸易保护政策的拥护者来说，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是主要风险。如果放任赤字问题不管，美国就无法实现迫使中国作出结构性调整的目标，甚至失去其作为经济技术领导者的地位。对于政策批评者来说，贸易保护政策本身是风险的源头。如果选择贸易战这一冒险行为，美国各产业将面临经济风险，美国民众也将面临失业风险。贸易战还可能会损害美国声望、加剧中美贸易冲突、破坏全球经济增长等。此外，“hit”,“damage”,“harm”等高频词架构贸易保护会重创美国民众和各产业，凸显关税政策的负面后果。

5.2 架构策略的论辩功能

架构的作用是凸显某个前提，而架构策略的使用则是为了强化凸显效果，增强论证说服力。架构策略包括范畴化 (categorization)、类比 (X is like Y)、说服性定义 (X is kind Y)、隐喻 (X is Y) 等。其中，隐喻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架构策略 (Lakoff 2004)。两个语义域的映射中，源域的蕴含关系可以对目标域进行阐释和推理 (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从而解释中美贸易摩擦协商架构如何引导受众作出行动决策。

美国媒体上中美贸易摩擦协商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架构。最突出的就是将贸易保护政策协商定义成“贸易战”(TRADE WAR)。“war”共出现 1632 次。语料中，贸易保护行动被视作“战斗”(FIGHT), 如“tariff FIGHT”,“FIGHT Chinese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以及被视作“攻击”(ATTACK), 如“escalating flurry of trade ATTACKS”。首先，将贸易保护架构成“战争”(WAR) 实现两个框架互相映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ON) 框架映射到“战争”框架。根据“战争”框架的蕴含关系可以推理前者蕴含的逻辑关系。战争有风险并会有伤害(if something is a war, it is risky and leads to injuries)，那么实施贸易保护行动是有风险的，会造成伤害 (负面后果)。其次，“战争”框架能凸显负面后果前提。范畴化、说服性定义、隐喻通常一起出现，都包括将某事“ 视作 ”(seeing as) 另外的事 (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例如，运用“战争”框架作为范畴化机制谈论贸易摩擦的时候，同一个语义域内的隐喻和说服性定义也往往一起被使用。范畴化将行动重新描写为“战争”，“战争”隐喻则将商业和政治语义域投射到战争语义域，如征收关税是宣战，贸易保护行动是战斗。“战争”隐喻同时包含说服性定义“中国是一种敌人”(Nation as a Person/Enemy)。将实施贸易保护“视作”战争凸显贸易保护政策的代价。比如，贸易战会导致中国反击 (a trade WAR with China would backfire)，伤及参与者 (a trade WAR wounds all combatants), 损害美国经济(a trade WAR that could harm the U. S. economy) 等。这些代价激活受众对负面后果的担心，引导其反对政策 (例 3)。贸易摩擦还被架构成“游戏”(GAME)，如“the long GAME”,“a zero⁃sum GAME”。我们使用高频关键词越多，下意识就会越多地激发相关架构和隐喻，而语言背后的权力就会越多地被激活(Lakoff 2008: 15)。游戏的蕴含关系包括得失(if something is a game, there are gains and losses)，比如双方均会遭受损失，是双输的游戏(both sides will suffer... suffering is part of playing the long GAME; it􀆳s a negative⁃sum Game. Both sides lose)。此外，贸易保护被架构成 “赌博”(GAMBLE), 而“赌博”蕴含的逻辑关系是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贸易保护政策就像“战争”、“游戏”和“赌博”一样，存在潜在的后果，除非负面后果能被推翻，否则“行动的后果不可接受”(CQ5)，贸易保护政策不应该被支持。(3) We are extremely worried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a trade war and are urging the White House to not advance with this plan.

贸易保护政策的负面后果经常通过隐喻性词汇“pain”,“hurt”表达。贸易保护像“战争”或“疾病”会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痛苦和伤害。语料中,“pain”, “hurt”激活的隐喻框架作为负面后果出现高达 282 次。大部分语料凸显贸易保护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伤痛 (见表 4)。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美国的各行各业，破坏民众的正常生活，损害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还会破坏中美双方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损害国家利益。该政策甚至还会影响美国的政治地位和特朗普的政治前途。另一方面，小部分语料表明积极的预期结果。“pain”, “hurt”作为积极结果仅出现 52 次。贸易保护政策可以使中国付出代价，迫使中国作出结构性调整，转变过去的不利于美国的贸易方式，从而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采取补救措施还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负面后果。例如，通过 120 亿美金补贴救助农业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贸易保护政策给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影响。当权衡潜在的负面后果与支持贸易保护政策的其他前提时，政策拥护者认为“预期结果可以接受”(CQ4)。考虑到应对负面后果的补救措施，政策拥护者认为作为伤痛的负面后果可以被弱化或消除，“非预期的结果是可接受的”(CQ5)，从而引导受众得出贸易政策是合理的且应该被支持的结论。

协商中也有其他隐喻支持贸易保护政策。比如贸易不平衡是“疾病” (DISEASE)，而征收关税是“良药”(MEDICINE/REMEDY)。“疾病”框架蕴含的关系还包括使用药物能帮助伤者恢复健康，即通过贸易保护政策能帮助美国经济恢复健康，因而是正确的政策，应该被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此类隐喻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少 (“medicine”,“remedy”仅出现 16 次)；另一方面，在不同语境中，将贸易保护政策架构成“良药”也会引导受众反对关税政策, 如“Tariffs aren􀆳t the right MEDICINE for the illness we􀆳re trying to resolve”。关税还被架构成“惩罚”(PENALTY), 如“impose PENALTIES on Chinese theft of American IP”。“惩罚”隐含的逻辑前提是纠正不合法或者不合规行为，由此推断目标论证蕴含的价值观前提是维护公平正义，纠正中国的贸易不端行为。贸易保护政策被架构成 “武器”(WEAPON)。“武器”蕴含逻辑关系是攻击或者维护 (if something is a weapon, it may attack and defend)。作为经济、政治武器，贸易保护政策能“维护”(defend) 美国经济，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隐含美国所谓的遭受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前提。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允许中国取代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者地位，会对美国造成更大损失。论辩者“运用具身认知去表达和谈论现实，比如有意识地使用隐喻，能激起受众共情，从而操纵受众观点”(Zhang & Di 2016)。受众进而权衡道义权力，合法化威慑和指责中国政治、道德领域的制度环境，比如行动是为了保证民众就业的权利、维护公平的责任、遵守法律的义务等 (Searle 2010: 146⁃147)，引导受众支持贸易保护决策。政策批判者质疑贸易保护政策所主张的“出于公平、正义保护本国经济”并不是“基于陈述的目标和价值观”(CQ3)，而是基于“隐含的意识形态”(Audi 2006)。中美贸易摩擦环境前提的架构带有偏见或者为政治权力服务，该环境前提的架构实际上是基于 “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的政治价值观。政策批判者质疑“冲突的行动环境没有被客观地描写”(CQ2)。政策拥护者将美国的经济问题片面地归因于所谓的 “不公平”竞争，而作为根本原因的美国自身市场、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等行动环境并没有被凸显。目标论证没有考虑美中双方有更多的合作潜力的行动语境, 没有提出或凸显“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实现目标的行动方式”(CQ6)。例如“合作” (cooperate)、“ 交流”(communicate) 等行动方式关键词以及其所属的语义域 S8+ [Helping]和 A9 [Getting and Giving]没有出现在表 2，不具有显著性。

通过框架共鸣, 架构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通过激活或建构共同的信念、态度、价值观 (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中美贸易摩擦协商论证中不同的前提被凸显。如图 1 所示路径，左侧后果论证中，贸易保护是“战争”“、游戏”“、赌博”和“疾病 ”(trade protection is a WAR, GAME, GAMBLE, or DISEASE) 凸显了负面后果前提。右侧目标论证中，贸易保护是“良药”、“ 惩罚”和“武器”(trade protection is a MEDICINE, REMEDY or WEAPON) 凸显了价值观和环境前提。由表 3、表 4 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协商话语建构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论证。负面后果论证认为虽然预期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非预期的后果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贸易保护政策是不可以接受的。目标论证认为贸易保护政策能实现预期目标，预期和非预期的风险可以接受，暂时的负面后果可以承受，因此贸易保护政策是可以接受的。

只有当行动提案不仅有望实现预期的目标，同时也能经受住批判性检验，它才能作为一种合理的行动方案 (Fairclough & Mădroane 2020)。换言之，只有当行动提案既没有决定性反对意见 (decisive objection)，又比其他合理的备选方案更好时，该行动才能被采纳。对比语料中凸显的目标论证和负面后果论证，拒绝接受贸易保护政策的负面后果论证占更大比例。小部分语料凸显目标论证的积极结果前提，认为负面后果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一定的补救方法减轻或消除，应该支持实施贸易保护。但是支持贸易保护政策的目标论证经不起批判性检验，比如环境前提的架构是处于意识形态偏见，而且没有充分提出和讨论其他更好的实现目标的行动方式。因此，贸易保护政策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应该被放弃。

结语

基于实际论证的评价分析框架和架构理论，本研究整合出政治话语的协商架构图式。论辩主体根据他们理想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在特定语境下解决问题的潜力，与自己或他人协商，提出行动主张。在协商中，架构是一个凸显特定前提的过程，受众通过批判性问题评估各种前提。受众对前提重要程度的判断决定受众应该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目标论证前提或后果论证前提，包括行动环境、后果、价值观等规范性来源前提被选择性地凸显。范畴化、说服性定义、隐喻等策略强化凸显效果、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架构效果取决于架构过程如何与受众自身的信仰和价值观相互作用，受众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备选方案以及他们在协商过程中评估和权衡论证的能力。

本文分析了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上中美贸易摩擦政治话语。研究发现，通过使用范畴化、说服性定义、隐喻等架构策略，一方面，目标论证的环境前提被凸显，强调支持贸易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后果论证前提被凸显，预期引导受众反对贸易保护政策。总体上，负面后果是不可接受的论证所占比例更大，目标论证经不起批判性检验，贸易保护政策被验证是不合理的政策。

本研究对回应争端事件的话语建构有一定启示。政府在作出政治决策前应当充分考虑受众，有策略地架构目标前提、所处环境前提，以及评估预期和非预期的结果。针对中美贸易政策协商，中国媒体可以策略性地回应美国的行动决策，比如选择正面情感性价值观负载词或文化性词汇，通过范畴化、隐喻和说服性定义重新架构积极结果前提，反驳美方论辩中的有偏见的环境前提，以及凸显实现目标的其他更好的行动方式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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