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 | 人生六字诀：道义·忠信·名节——读洪本健解读《欧阳修集》随笔

《欧阳修集》以精选的诗文让人看到欧阳修这位一代宗师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的人格魅力，希望洪兄解读的《欧阳修集》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欧阳修如斯的人格魅力更为人知。——阮忠

上海洪本健兄多天前有信息给我，说有本“国图”出的书寄我。我心里忖度，两年前他说正在写一本欧阳修的书，福建教育出版社约的稿，莫不是这本书转到“国图”去了？我没想对，他寄给我的是《欧阳修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书的封面写着：“欧阳修著，洪本健解读”，由导读、原典、注释、点评四部分构成。我翻阅一通，心下戚戚，有话想说。

我身边的朋友，有两位执着于欧阳修研究，一位是井冈山大学的刘兄德清教授，另一位就是华东师大的洪兄本健教授。我与洪兄相识大概是2000年以后的事，那时两人常参加中国古代散文研讨会，见面多也就熟了。但我读他的书，早于两人相识。洪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受王水照先生的影响，记得水照先生说的：“我每读欧阳修‘缅怀京师友，文酒邈高会’的诗句，欣赏传为李公麟所画的《西园雅集图》，总引起对当时作家间交游情形的许多遐想。”（《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因此，他编撰了《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这本书一直是我的案头读本，伴随我的“韩柳欧苏”阅读。当然，作为案头读本的洪兄著作不仅是这本书，还有他先后送我的《欧阳修资料汇编》和《欧阳修诗文集校笺》。

洪兄对欧阳修的兴趣可以回溯到他读初中的时候，他说初中时无意读到了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其中说：“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王安石和欧阳修的政见并不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施行“熙宁变法”，其中有“青苗法”，在青州做刺史的欧阳修严责青苗法不当，并擅自停发百姓的青苗钱，为此受了朝廷教训，更有辞职退隐之心。他死后，王安石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也让人心生感佩。洪兄说：“我欣赏王安石文句之美，心中更涌起对欧阳修的敬佩之情。”（《欧阳修诗文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正是这时的情感萌芽，无形中把洪兄导向了毕生的欧阳修研究，最先写了《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今天解读的《欧阳修集》。

《欧阳修集》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丛书的“编纂缘起”说，要编一套思想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读本，这学术性和大众性兼融是件很难的事，当今传统文化的学术化是自然的趋势，以致学术的学院味甚浓而大众性甚少。学术的小众是学者、学界自以为然的事，但小众的学术也需要走向大众，古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经验，多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得大众吸纳，从而有更广泛的效用，这要求做传统文化的学术能够深入浅出，为大众乐于阅读和感悟。洪兄《欧阳修集》正是如此，他在全书的导读里介绍了欧阳修的一生以及史学、文学成就，特别辟了一节谈欧阳修“一代宗师的人格魅力”。

许久以来，欧阳修更多地被视为北宋的文坛领袖、文学史上的诗文大家。他的诗文词都写得很好，在北宋的文学地位影响不亚于后起之秀苏轼。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科考，苏轼、苏辙兄弟同时榜上有名，一时轰动京城。中了进士的苏轼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批评五代以来文教衰落，赞当今追寻三代两汉之风，罢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感谢欧阳修将他这个碌碌无名的远方鄙人录取为第二名，表白“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苏轼文集·谢欧阳内翰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3页），意思是永远做他的学生，说一点自己想说的话。本来，欧阳修见了苏轼科考试卷上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对他得儒学精髓及文笔奔放称赞不已，当他读了这封感谢信，情不自禁地对老友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全集·与梅圣俞》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49页）欧阳修胸怀博大，乐于让苏轼名声在他之上的。洪兄也说到这一点，称欧阳修爱才荐才。当然，他所爱所荐的不是苏轼一人，王安石、曾巩也在其中。

欧阳修的人格魅力不限于此，洪兄还说了欧阳修的道义担当、君子风范和慎于立言。这很能激发人的诸多联想，有时我甚至想说，做人能像欧阳修持有道义、忠信、名节六字诀，应该是可以的。他的人格魅力因此而生，但少有人能够像欧阳修一样。

洪兄在《欧阳修集》里选了三篇在我看来是欧阳修一生人格标志的文章，它们是《朋党论》《泷冈阡表》和《六一居士传》。我说他的人生六字诀，就在《朋党论》中。

《泷冈阡表》说了少时和老来成名之后的事，可以分成两部分读。先说前一部分对父亲欧阳观的回忆。这里，洪兄引了清人沈德潜就“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的点评：“‘能养’‘有后’双提。” 这是很有意味的提示。在《泷冈阡表》里，欧阳修回忆少年岁月，就他母亲的叙说，记述了他父亲欧阳观：为吏廉洁，家无余财；仁义，为死刑犯求生；为子孝顺，祭母必泣，“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并嘱妻如是教子，故母亲告诫他说：“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欧阳修是怀抱这样的教训成长起来的，其父的能养、有后，在他身上得以实现。难怪欧阳修少好韩愈之文，赖时文中进士后即遵循韩愈所奉的儒学道统，学务为道，为道知古，知古明道，继续力倡古文，把古文写得纡余委备，往复百折，条达疏畅，容与闲易，这是苏轼之父苏洵的评价。

《朋党论》是欧阳修38岁时写的，那时宋仁宗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严明官吏升迁制度、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一时间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声气相通，都受重用。与他们素有矛盾的内侍蓝元震上疏，说他们搞朋党。这种说法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就出现过。那时范仲淹批评宰相吕夷简专权，吕夷简斥责范仲淹任用的人都是“朋党”，结果范仲淹贬知饶州，欧阳修为范仲淹辩，痛斥高若讷司谏随人诋毁范仲淹，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朋党”问题由来已久，战国时楚国屈原在《离骚》里就提到过，唐人李翱在《疏用忠正》里说得很清楚，忠正之人讲道德仁义，为朋而不为党，奸邪之臣嫉而谗之，一定视之为朋党，以惑时主之听。话是这么说，从古以来，这朋党说就是一把攻人的利剑。欧阳修愤激之际，迎朋党说而上，干脆以《朋党论》挑明，你说我们是朋党，我们就是朋党，但世上只有“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的君子才有朋党，以之修身，同道相益；以之事国，同心共济。而小人见利争先、利尽交疏，何朋党之有？陛下“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宋仁宗很欣赏欧阳修的胆识，却严斥“朋党”。切直的欧阳修尽管后来给宋仁宗上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说范仲淹等人是“天下至公之贤”，“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也无济于事，范仲淹等人又遭贬官流放，欧阳修没立即被贬，随后谏官钱明逸等人以他外甥女犯法的由头，牵扯到欧阳修，把他贬到滁州（今属安徽）做太守。欧阳修为范仲淹辩，是他一生奉行道义、忠信、名节的最好表现。为此他不惧被贬，不虑老母随他流离，是他《班班林间鸠寄内》说的“孤忠一许国，家事岂复恤”。

欧阳修贬夷陵县令和滁州太守，是他人格魅力最为彰显的时候。《欧阳修集》选了他赴夷陵途中写的《晚泊岳阳》，路途的艰辛居然是“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没有流贬的痛苦，反而有居庙堂之上所无的欢快。到了夷陵，同样不觉得受罪，把县舍的东厢房叫做至喜堂，说夷陵太平无事，生活无忧，至而后喜。还给友人、峡州判官丁元珍写了首《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洪兄说这首诗“兼具诗情、画意与理趣”（《欧阳修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第40页），骨子里透出的是被贬后的傲然。他对友人尹师鲁说过，前世有些名人，论事时慷慨感激，若深知道义；被贬就悲戚怨嗟，不堪穷愁。他说韩愈不免有这毛病，他是不会这样的。他坦荡磊落，守着道义，行着忠信，惜着名节，何愁之有？

贬滁州，欧阳修有感滁州琅琊风光秀丽，快乐不减夷陵，滁州三亭：丰乐亭、醒心亭、醉翁亭，滋生了滁州三记：《丰乐亭记》《醒心亭记》《醉翁亭记》，《醒心亭记》出自他学生曾巩之手，说欧阳老师悠游无为。而他自撰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满是与民同乐的情怀。《丰乐亭记》说自己喜滁地僻事简，爱其俗安处闲逸，“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故宣上恩德，与民共乐，名亭为丰乐亭。再看他《醉翁亭记》这一段：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是何等的洒脱，游人乐、禽鸟乐、山林乐、太守乐，欧阳修哪里像一个贬官？当时，他的朋友富弼写了一首《寄欧阳公》诗：“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对欧阳修漠视艰难表现出的旷达十分称道。后来苏轼贬黄州，作赤壁游而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共适，倒像是步了老师欧阳修的后尘。

回到《泷冈阡表》的后半部分来，欧阳修说自己登二府后，天子推恩，祖宗三代受到的天子褒奖：曾祖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祖父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父亲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崇国公，母亲累封越国太夫人、魏国夫人。这是荣宗耀祖的光荣榜，这段文字一向不受读者重视，但它是欧阳修写了《先君墓表》17年后再立泷冈阡表的重要理由和欧阳修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的强大内驱力。父亲之孝，体现在孝母，他之孝则是《孝经》说过、西汉司马迁实践过的立身扬名以显父母。还有，他以《泷冈阡表》记载父亲的教训，也表明自己能够成就的教育来源，庆幸自己德薄能鲜，却保全了名节。这就可以理解欧阳修为什么在写《泷冈阡表》的这一年，居蔡州太守任上反复上书朝廷，请求致仕，不论什么官都不做了，道义已守、忠信已行、名节得惜的他，要退休去颍州（今安徽阜阳）养老。他自己也说白了：“不能与世浮沉，默尔以为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积众怒以难当。……不虞暗祸，陷臣于风波必死之渊；上赖至仁，脱臣于鲛鳄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节，晚暮未尽之年龄，岂臣能于自全，皆陛下之所赐。”（《欧阳修全集·亳州乞致仕第一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88页）他话说得好听，根本还是为了自我名节，不再甘于多言取怨，还是退避求安的好。

这一年，欧阳修还写了退休生活的宣言书《六一居士传》，以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再加上他这个老头子，共为“六一”，故自号“六一居士”。传中说：“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这是陶渊明说的心为形役而失了本性的趣味，何况他已享有世俗向往的盛名，是可以回归自我，回归自然了。65岁时，欧阳修终得致仕，他到颍州，游于西湖，翻旧阕写新声，有《采桑子》十首。其三道：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其八道：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这是多么安逸快乐的生活，可惜这样的好日子不长，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的欧阳修，熙宁五年（1072）七月66岁时逝于颍州。

洪兄说：“综观欧阳修一生，无论在朝或外放，无论顺境或逆境，他都能以晚唐五代为鉴戒，自始至终秉承道义，发扬文人士大夫的正气，为宋代良好的士风的树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欧阳修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第19-20页）这“鉴戒”，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勤恳敬业，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坚执信念及失意时的旷达洒脱，贯穿了一生，把自己的人格魅力浸渍在大量的诗文中。他致仕退居颍州时，给老友韩琦写了《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其一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悠悠身世比浮云，白首归来颍水濆。

曾看元臣调鼎鼐，却寻田叟问耕耘。

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销磨酒百分。

他对韩琦说，身世如浮云，暗寓了名利也如浮云，曾居庙堂之上看你谋划国家大事，转瞬竟是白发归来，寻农夫问耕耘。他说自己完全躺平了，将在酒里消磨万事，聊度余生，却有“一生勤苦书千卷”的写作总结。

“一生勤苦书千卷”，铸就了欧阳修不朽的名声。他一生为官甚多，从京城的尚书、参知政事，到地方的县令、太守；参与过激烈的朝政纷争，如“庆历新政”“濮议之争”；又在风华正茂的30岁、39岁时，两次被贬。他虽然被称为贤相良臣，在仕途上耗费了许多光阴，但没有很大的建树，政声不扬。在文学上，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文学创作和史学撰述的实绩表明他是文史两栖的巨匠，无愧于“一代宗师”的美誉。然欧阳修中年以后，身体就不太好，眼疾及老来两眼昏花困扰着他，又患上了今人称为糖尿病的消渴症，腰细腿瘦，连骑马都很困难。就这样一位欧阳修，“一生勤苦书千卷”，其中有他独立完成的《新五代史》、与同僚宋祁、范镇等人合作的《新唐书》，是今传二十五史里不可或缺的历史名著。苏轼这样评价欧阳修的：“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苏轼文集·六一居士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达到这样的思想、史学、文学境界有过多少的辛劳？洪兄讲了欧阳修自述的故事：“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也。”（《欧阳修全集·归田录》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31页）这与欧阳修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始终坚持写作相合，应了魏曹丕说的重寸阴以及贫贱不慑于饥寒，富贵不流于逸乐，方能以文章自传于后。

才华可与韩愈并肩的柳宗元死后，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他想到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再贬柳州，最终病逝柳州，前后14年。感伤之余说了一句很令人玩味的话：“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的意思是柳宗元穷极文工，文工而能久传，胜过他在朝廷为将相于一时。这是真的，古今将相数不胜数，有大名垂于青史如柳宗元者能有几人？欧阳修和韩愈的文学观相近，他为梅圣俞诗集作序，想到梅一生之苦和优秀的诗，说过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话。不过，欧阳修是柳宗元之外的另一类例证。他虽曾遭贬谪，但为官也算显达，最后平安落地，有着许多耀眼的光环，并非穷愁而死。再说文学是多元的，穷而后工是文学的出路，乐而后工也是文学的出路。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乐而后工的故事。欧阳修的绝句《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也是快乐时的好诗。可以说，因为欧阳修不论何时何地、不论是悲是喜，坚守诗文的写作，才有他大量的诗文佳作传世，才有洪兄解读的《欧阳修集》。

洪兄在这部书里，除自己的点评之外，还用了许多前人的点评，这让读者时时与欧阳修对话，与点评的前人对话，与洪兄对话。对话的立体感、趣味性就这样不断发生。何况该书的点评与诗文的注释一道，做足了让原典走向大众的普及功夫。这也是学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本份和途径。

《欧阳修集》以精选的诗文让人看到欧阳修这位一代宗师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的人格魅力，希望洪兄解读的《欧阳修集》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欧阳修如斯的人格魅力更为人知。

本文作者：阮忠，湖北黄陂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海南苏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