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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

2017-08-22 互联杂谈3



作者孔庆普于1950年代开始主持北京城墙、城楼的拆除工作,前后历时20年,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消亡,也记录下了古老城墙、城楼、桥梁的建筑结构。如今,八十六岁高龄的孔老,将从未面世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版,揭秘老京城的变迁,还原古建筑的风貌。更重要的是,书中指出拆除指令到底来自何人。


梁思成要把北京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可惜浪漫梦想被1957粉碎了。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但是很快,反对拆除城墙的声音就消失了。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


特殊的“告别”仪式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

八十多岁的北京市民张先得,至今仍念念不忘小时候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他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孩子们每日在城墙上玩闹,一棵棵碗口粗的酸枣树从墙缝里钻出来,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

这个建于1553年、由16座城楼和近40公里城墙围绕出凸字形的老城轮廓,已经成为遥远记忆中淡漠的景色。


北京的城门,今天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城墙,只剩下不足400米。

崇文门后面那段残存的城墙,现在是“北京城墙遗址公园”,有关部门从民间征集了城墙旧砖,重新砌在夯土上。

1957年的夏天,张先得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画夹,每日穿梭于北京酷热的街道之间。有一天,他坐在东便门外的土坡上,注视着50多米外的东便门角楼,用手里的画笔仔细地描摹着它们的样子。


那些凝聚着他年少记忆的城墙和城楼,不再是熟悉的样貌。角楼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棂悬在断壁残垣的城墙上,旁边还腾起阵阵浓烟。那是拆墙的工人在烧火做饭。

这个酷爱画画的年轻人,在北京电影厂美术系当一名“画匠”。1957年4月,一个消息在北影厂里蔓延:城墙保不住了。


而当时张先得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消息反应并不强烈。他觉得,拆除城墙是早晚的事,只是拆多拆少,并没什么意外,因为“是中央早就定了的”。

他回忆说,那一年年中,“反右”开始,电影厂已经不怎么接拍片子了,所以他才有时间跑到城楼底下去写生。


张先得根本没想到,这些习作成了北京城墙并不完整的“遗照”——写生还没画完,城墙已经拆光了。

那个夏天,第一次看到城墙古老的砖瓦砸碎在地上的时候,张先得的心情和当时北京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平静中带有一丝惋惜:终于还是拆了。


城楼先修后拆

和张先得年纪相仿的孔庆普,卖力地指挥着拆除城墙的工人们。

这个高瘦的小伙子,当时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下面任综合技术工程队大队长。那几年他最主要的工作有两个:先是修城楼,后是拆城楼。

1950年,在北大读了两年建筑专业的孔庆普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他在一所中专读了两年书,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


孔庆普领到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城门。据说,这是人民代表的提议。走路,或者坐着有轨电车,他把城楼、箭楼、城墙角楼都查了个遍。

在当年的调查报告里,他写道,北京的城楼,损坏比较严重的是东直门、西便门还有安定门。他把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里又报给中央,他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批了,给北京市拨款修缮城门城楼。


于是,孔庆普就带着建设局原有的100多个工匠,又从私人营造社里招募了300多人,开始修城楼。1951年,一共修了6座城楼: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的城楼和箭楼……

到1952年,中央的修缮专款里还有余钱,他们就报了“1952年修缮计划”,结果没批,“说不让再修了”。


这之后,风向陡转。

那一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这个问题是公铵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太多、城门太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梁思成的城墙保卫战

对古都情有独钟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有个浪漫的设想。

他要把北京的39.75公里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开会讨论规划问题,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的规划方案,总体思路是以天铵门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

梁思成则坚决反对。次年2月,他和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交建议,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像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馆。


但是这个方案并不被看好,人们认为,建一座新城比旧城改造花费太多,不值。

与此同时,孔庆普得到上面的命令,准备“拆城门”、“开豁口”。

按照当时的规定,首都古建的维护和拆除,每次制定的方案,都要由市政府委托建设局,通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组委会召开座谈会来探讨,通过了才能执行。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基本不同意任何拆改城墙城门的项目。“他一开会就强调说,中央机关就不应该在老城里。结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孔庆普说。


到了1953年,北京市建设局在动物园东面一幢小楼里搞了个“策划小组”,直接受市委领导,专门组织召开座谈会,探讨城建方案。梁思成被绕了过去。

1957年,“反右”开始了。

梁思成当时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还想为保卫北京城墙一搏。


北京解放前夕,一位共产党人秘密找到梁思成,让他把北京的重要文物在地图上标出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北京旧城,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就得到了关怀,现在难道却保不住了?梁思成想不明白。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说过,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但是很快,反对的声音就消失了。


在孔庆普的记忆里,某一天,北京市某位领导发了话:“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建设局的一些老同志开始偷偷地管梁思成、陈占祥他们叫“西洋派”。

紧接着,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不久,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保护而幸免。



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

1957年,孔庆普他们一共拆了三个门:朝阳门、东直门和阜成门。

拆除东直门的时候,孔庆普站在城门楼子底下,心里想,太可惜了!

东直门本来是1954年就决定要拆了。中央要在东直门外搞交通枢纽工程,101国道、机场路、酒仙桥工业区道路都要在这里汇合,所以市政府准备搞一个环城站,城楼显得有些碍事。


1951年,孔庆普曾经翻修过东直门,他清楚地记得,没修的时候,防空部队住在城门里头,还得打着帐篷睡觉,因为屋顶漏雨。

修完之后,解放军把城楼维护得很好,以至于到了城楼真要拆的时候,老百姓的意见挺大。那时候人民群众提意见都是通过给《北京日报》写信,还有市民找到市委市政府的人民来访接待室说这事。市政府就让建设局做解释,建设局在《北京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拆城墙城楼是中央决定的。


东直门城楼,在十几天里被夷为平地。

城楼上面的两层梁都是用楠木做的,外围用的是红松木。工人从顶上开始拆,“我们怕扬灰太多,琉璃瓦揭开以后,就提水浇在屋顶的‘泥被’上。”


8根完好无损的楠木柱子,都被卸了下来。东直门城楼的柱石基座底下,还挖出了些银元宝。城门楼上的琉璃瓦,孔庆普他们也都给保留了下来,后来给了故宫博物院。

大队留了4根楠木柱子,其他的都交给了北京市财政局。孔庆普他们把楠木打成镜框,里面嵌了毛主席像,大队里每人发一个摆在家中。现在,这个“城门楼子的衍生品”还挂在孔庆普的屋子里。


拆除其余两个城楼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当时,外城的城墙已不用孔庆普他们动手,响应号召,北京市民已经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



捐献出四十多万块旧城砖

原本,城墙和城楼都是由孔庆普他们这个专业队伍来拆的,从龙潭湖往南200米长的那段城墙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6年,东城区房管局给北京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申请用一些城墙砖盖房子。市政府就让建设局给他们“选地方”。最后确定了龙潭湖向南200米长的城墙,由东城区房管局负责拆除。


让东城房管局大为失望的是,这部分外城的城墙已经破损得没有几块整砖了,于是拆了一半,就扔在那儿。其他区房管部门就有人过来继续拆剩下的墙砖,当然是没有任何报批手续的,后来被北京市房管局给制止了。

晚上,大批的市民也来了,还找来了不少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虽然北京市政府马上就下令禁止他们拆城墙,不过又同时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城墙以后都归各区政府管,他们组织人拆,孔庆普他们只负责拆城楼和箭楼。


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孔庆普说,真正将内城也全部拆完,是在60年代末。

1966年,中央计划在北京修环城地铁,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利用内城城墙的地基来修。孔庆普他们马上接到了规划任务书,当时的计划是,除了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外,内城的城楼和城墙全拆掉。周恩来又特别指示,正阳门和古观象台不能拆。


但是,还没动工,“文革”就开始了。建设局的领导基本都成了“当权派”,孔庆普成了“臭老九”。结果西直门和安定门后来被红卫兵们三两下给拆了,内城的城墙也被老百姓基本拆完。

崇文门后面那段现在已经成为“遗址公园”的断墙,东半截正好挨着北京火车站,铁路部门的家属宿舍,都是倚着这面墙盖的;西边的一截,当时是建设局材料库、电业局路灯队的办公室。地铁在北京站拐了弯,这段城墙不碍事,加上依墙而建的那些房子做了“掩护”,这段墙留了下来,隐藏在层层叠叠的房子后面。


到了1996年,当那些依墙而建的房子终于被推倒,这段城墙露了出来。

很多过去居住在城墙边上的老居民,把家里收存的旧城砖献出来,用做“城墙遗址公园”的修缮,总共有40多万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见证,而且亲身参与了当年绵延十多年的“拆除城墙行动”。


一位捐赠者说:“就像是小时候不懂事,轻易撕毁了一张价值连城的‘龙票’,时间越长,越让人觉得懊恼。”

今天路过那段老城墙,你会看到,有人在草坪上休息,恋人在城墙脚下私语,成群的学生,围坐在城墙的影子里,唱着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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