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到中年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记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那时候小，让这句曾激励过千万青年的座右铭整得有点糊涂，觉得是因为有“人类的解放”这件事儿，我们才只能活一次。

后来明白了，不管铺垫多少，人都只能活一次。人类什么时候解放不清楚，而我们自己却无时不刻不在自救——原因很简单，每天一睁开眼就要面临花钱这道减法题。

除非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否则，人就是一只小蚂蚁，或许连蚂蚁都不如，这是最本质的，认识到这一点是一切正确处世原则的出发点。

过去，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自己买半斤猪肉还得交肉票，却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苦人在受苦受难”，琢磨着“人类的解放”这样的宏大课题。

“人活七十古来稀”是过去的说法，现在条件好了，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可是，活过80岁也算差不离了吧？如果你是一个50岁的中年人，还有多少年？满打满算30来年，这还得说你身体健康，没有大病大灾，能躲过空难翻船高速公路上后车追尾什么的。

所以，很不容易，平平安安到站比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难度系数一点都不小。

事实上，一多半人，在50岁以前都没活明白，原因有两个：一是事业这根虚头八脑的胡萝卜在诱惑你，二是各种人情世故在左右你。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活到这个年岁，前面的无法重来，后面的要好好安排。实际上也就是到了坡顶，如果说之前还是使劲拉车，努力拼搏，那是因为还看不到顶，可是人到50岁，就像站到坡顶，以后的轮廓已经可以看清了，所以，应该对人对事有一种看开了的心态。

孔子这句话也可以反着理解，50岁之前，很多人都还在蒙圈儿呢。自己做的好多事都未必在点儿上，其原因不过是胡萝卜的诱惑，各种人情世故的骚扰。

年轻时，很多人喜欢谈事业。其实，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有个屁事业？就是挣钱吃饭，养家糊口而已。可是别人不会这么跟你说，他们会不断明示你，暗示你，你是有事业的人！

事业，吓人不？其实，就是干个工作，打个工。

在《围城》里，钱钟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洋车夫赶驴子，每逢驴子不肯走，就在驴子眼前挂一串胡萝卜。驴子来精神了，因为它觉得我继续往前走，就能吃到胡萝卜。于是就坚定不移地向前走。

往前走就能吃到胡萝卜了？没那么容易，那要看车夫高兴不高兴。钱钟书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

996不也被有些人说得理直气壮？其实，什么企业文化，为事业奋斗，不过是为获得免费劳动力而进行的忽悠。有一点倒是肯定的，那就是频繁加班会过劳死。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菲佛去年出版了一部新作《工作致死》，英文书名更直接：“为工资而死”，称，现在的人们正在因为工作而送命。因为日本过劳死很多，以至于英文中直接从日文中引进了Karoshi这个词，来描述要钱不要命的过劳死。

我曾认识一位驻外记者，工作能力很强，在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分社中是一员干将。地区总分社的领导很“重视”他，经常让他参加报道、出差，写一些有分量的重头稿件。这位记者也很努力，把工作完成得很好，而且是超额完成。

可是，职称晋升、职务提拔在哪里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胡萝卜根本吃不到，因为上面从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他分发胡萝卜。和钱钟书所说的西洋车夫一样，那串胡萝卜不过是诱惑你拼命干活的把戏。

电影《人到中年》虽然是30多年前的老片子，但是现在看来依然很有警示意义，那就是，别人没把你当棵葱时，你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借坡下驴，千万别把自己当棵葱，当大铆钉这种好事儿最好还是让给别人。

眼科医生陆文婷入院18年，技术上已经成为院里的顶梁柱，可只是一名住院医，甚至连主治医生都没有评上，每月工资56块钱，和从事科研工作的丈夫傅家杰带着两个孩子挤在仅12平米的小屋子里。

陆文婷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让许多眼疾病人重见光明，可是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可是，领导上关心她吗？丈夫打了好多电话要车，均被有关人员以各种借口搪塞或拒绝了。

给医院做手术，这是赶车。可是职称、房子这些待遇，那可就是胡萝卜了。看过电影的人，都会对陆文婷含泪啃着儿子留给她的烧饼的镜头难以忘怀。在钱钟书看来，陆文婷就是那头只负责拉车的驴子。

陆文婷的好友姜亚芬和丈夫刘学尧属于想明白了的那种，他们决定出国了。在送行酒桌上，刘学尧对傅家杰的安慰版胡萝卜并不否认，但是他说：“可是光明什么时候才能照到我家门前？什么时候才能照到我女儿的身上呢？ 我等不及呀。”

放下对胡萝卜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人活得轻松些就有了百分之五十的保障。在中年之前，很多人都因为这胡萝卜活得累，活得不真实，甚至很难说是为自己活着。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人还装了好一阵子逼，装得很难看，不管是被诱骗的，还是主动献身的，结果都是一样。

另一种就是人情世故，特别是与家人，包括与父母、兄弟姐妹以及自己子女的情感关系处理。

我所认识的一位朋友，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这位仁兄可谓博学多才，但是，他除了自己的家乡和他工作地所在的那座一线城市之外，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他眼里几乎就是南极洲，因为绝大多数城市他从来没去过。可以说，随便拎出一个工农兵，去过的地方都可能比他多。

为什么？这位朋友是个孝子，上大学时，几乎把所有的假期都贡献给了自己的母亲，一有假期就跑回老家陪母亲。母亲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和，没有共同语言，和儿子守在一起，拉呱看电视剧就成了她最大的精神寄托。于是，理解母亲心思的他也就把家乡当成了乘火车的唯一目的地。

这种习惯到了结婚之后依然如此，他的妻子也加入了他回家的行列，每到假期，两口子就奔赴男方的老家，陪母亲。

后来，他们夫妇去了美国，等有机会出去旅游，也大多是去其他国家。如果要回中国，就这么点时间，就又不好意思不去老家，人都回来了，能把老母亲撂着自己去游历大好河山？带着母亲去，年岁都80了，谈何容易？所以，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他眼里还是一片模糊。

他曾自嘲说，好在我中学地理学得还不错，在国外又看过《远方的家》，否则，中国是个啥样子我都不知道。

有趣的是，有一次，他和母亲说起来，自己因为总是回家探亲而基本上没怎么在国内旅游过。没成想，老母亲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很轻松地回了一句：那你当时怎么不去？

他感慨地说，连最应该理解他“地理无知”的母亲，也已经不认过去的这笔账了，别人就更不知道他的“祖国山河盲”是怎么落下的。可是，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他将来只能自己补课，但是，能补成什么样先不说，当他站在九寨沟，站在兵马俑前，站在漓江上时，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了。如果愿意，他倒是可以参加一下夕阳红旅行团。

他对我说，孝顺也不能把自己卖了，这是我最深的体会，你自己不想着自己，连当妈的都不一定最后保你。 

与子女的关系同样如此。我认识一对东北夫妇，两个人在国内大企业工作，女方大学毕业，男方研究生毕业，待遇都不错。可是，儿子学习成绩不好，在国内似乎难有好的大学上。于是，夫妇俩办理了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重打锣鼓另开张。

可是，对于已经不年轻的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他们总想着，为了儿子，自己牺牲一些就牺牲一些吧，如果儿子将来能有个好学校上，里外里也算没怎么亏。

然而，他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这个孩子天资一般，而且不求上进，学习成绩不行，游戏倒是打得挺溜。学了一个将来很难找工作的专业，一年一年地读着，当时的同学早就毕业工作了，他如今还在学校里，有课上课，没课呆着，似乎永远这样耗下去也没事，只要家里管吃管住，有游戏玩，就可以了。

因为孩子的不上进，当爸的实在忍受不了，扔下老婆和儿子自己回国了。他的理由是，儿子是培养不出来了，趁我过去的关系还在，还不算太老，我得为自己的晚年养老好好打算，我不能为了一个不上进的儿子把后面所有的光景都搭上。回上海后，他又干上了老本行，收入也不错，只是和老婆过起了牛郎织女的两国生活。

可是，儿子薄情得很，不见老爸也不想，和母亲也没多少话可说，自己过自己的。但是有一条，得吃他妈做的饭。

其实，这位当父亲的和《人到中年》里的刘学尧想的一样：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懂事？才能真正像个这个年龄的正常孩子、上进孩子该有的样子？如果他一辈子这么颓废下去，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得陪着他一起搭上？

儿子是自己的骨肉不假，但是既然成年了，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父母与他们打交道时，其原则应该和交警与司机打交道一样，一是一，二是二，不存在无原则的迁就。该努力一把就努力一把，比如，当初带着孩子来到加拿大，希望新的环境能让他有所改变。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出息，不求上进，那到时候该放弃就放弃，绝不应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就要跟他一起陪进去。

人过50岁，剩下的时间不能说少，但是也绝对不富余了。把事情看开，照顾大局，但是中心点“主权”必须收回了，无论是和父母打交道，还是和子女相处，乃至和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交往，一切以我为主，重视感情，但也绝不糟践一份投入，在人情世故的感情方面必要时做到断舍离，绝不犹豫。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有这样“自私地”活着，才能略微补救知天命之前的糊涂和无谓损耗，让自己的后半生活出点自我。能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身边人，这就算足够正能量了。余生无多，我们不能亏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