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邹广文，1961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1994年12月吉林大学哲学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99年获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研究资助。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企业文化学。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杂志发表论文160余篇。作为项目主持人，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和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不仅将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称为“四个自信”，更将其表述为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同时蕴含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根基，成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种特殊的“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中华民族这一群体人格对于自身文化认知的心理反映，象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成熟。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础是很清晰的，就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然而，无论是认知，还是认同，这些文化意识的形成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而且也只有在这种跨文化的交往中，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走向成熟。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构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未来愿景，也为我们的文化自信走向成熟提供了契机。

　　一、文化自我认知的三个基本对象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文化的自我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然，也构成了我们文化认知的基本对象。

　　1.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认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血脉从未中断的国家之一，这足以佐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何以具有如此深刻的亲和力？其实就在于它直接回答了“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从历史中为我们今天的“强大”提供根据，为“我们”这个概念奠定了底蕴，并以此声明，中国其实从未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离场。

　　2.对于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文化的自我认知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的瓦解，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再到艰苦斗争实现解放的历史洗礼，这其中孕育出的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革命文化，可以说是这一历史展开的文化浓缩。革命文化的内核是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这一宏大理想的奉献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红色文化表征。而这种奉献精神延伸至今，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回归当下，革命文化本身也成为广大党员不忘初心、历练党性、提高凝聚力的精神落脚点。

　　3.对于引领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我认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道路选择，这注定了其文化景观的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反映。由于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发展，因此这种文化从主题上也就呈现为一种“发展的文化”。这其中，从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从统筹兼顾、社会和谐，到“四个全面”“五大理念”，当代中国发展的每一个脚印都以文化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诠释出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三大主题。我们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就在于它代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一种超越式的文化，它意味着不断地探索与变革，从而拓展中国发展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从一个国家主体或民族主体的视角，我们能够得到对于自身文化的一般认知，并据此形成对于自身文化的直观判断。然而，如果仅仅以这些判断为基础来讨论文化自信，其结果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容易导致一种自信的“错觉”。毕竟，在缺乏足够的文化对话与文化交往的基础上，我们文化自身中的很多价值还是被埋没的，也有很多问题是被遮蔽的。因而，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目的的“祛魅”，必须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文化交往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就是文化交往的发展史。任何一种文化若要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只能通过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洞悉了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更传递出一种对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的迫切期待。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意义

　　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理解，并向世界传递这种理解。无论是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还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或是创设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都渗透出一种凝聚着浓厚中国韵味的观念体系。这种强调以和为贵、休戚与共、互养相成的未来图景，描述着一种多个命运主体相互纠缠的综合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全人类的高度上建构了一个最高目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其实已经摆脱了陈旧的全球化的制约，拓展了属于自己的理论途径，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因而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里程碑。

　　事实上，原有的“全球化”概念虽然很常见，但它严格来说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在任何领域，只要是主体之间的联系超越了单个政治国家的范畴，并逐渐发展到多个国家彼此互动的程度，都可以被称为全球化。但是，“全球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全世界各国的共赢吗？显然不是。西方国家通过全球化获得世界性市场，最终的目的还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便是文化的全球化，它也要以商品的形式展现其价值，最终还是要还原为资本。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全球化”显然不是一种价值建构，充其量是一种利益手段，因而“全球化”的价值缺位问题也是饱受诟病的。那么，这种价值缺位由谁来负责呢？这就需要引出另一个概念──现代性。

　　论及“现代”，人们往往把它和先进的、科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等意义联系在一起。但在其原初含义上，“现代”只是指“所处时代的、新的、当前的”，与“古的、老的、旧的”相反。“现代”是在时间序列中的某个阶段，因而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时间上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先进性。“现代”不一定比“古代”更好，“现代人”也不一定比“古代人”更聪明，能力更强。唯一的优势往往在于，现代人知道得更多，而这个优势也是历史赋予的。因而，“现代”之所以具有“先进性”等内涵，必须要有附加维度的支撑，而这个支撑有两个方面：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启蒙精神的弘扬。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现代”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性”。

　　一般研究认为，“现代性”的内核是“理性与秩序”，这两个原则集中体现在经济学中，以此影响着人类历史。然而，诞生于启蒙伊始的古典经济学默认了这样一个前提──理性人的最高目的是利己，秩序是维护这个目的的手段。以此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主导了后续的人类历史，孕育了资本主义，孕育了全球化，也要为全球化的价值遗失负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始终缺席“现代”与“现代性”概念的建构，它们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世界的概念。在“现代”概念的生成史中，中国是作为“古代”的代表被边缘化的。即便到了20世纪，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中汲取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但马克思主义也是以批判西方世界的价值前提为基础。幸运的是，恰恰由于从未染指建立于西方价值体系的“现代性”概念，中国因此具有了“升级”这一概念的资格与零成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从最早的“古老、落后”，到后来的“否定、异端”，再到现在的“强大、值得尊重”，中国道路证明了，所谓“现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方模式并非绝对标准。中国把“现代”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概念，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核心是共同发展，且只有“共同”才能发展。这个核心是陈旧的全球化的反题。所以说，中国不仅从未切近西方“现代性”背后的价值诉求，反而不断地在挑战“现代性”的权威，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彻底颠覆了“利己”的现代性价值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图景。因而，也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中，“全球化”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彻底纠正了由西方世界主导的价值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值得全世界的尊重与赞誉。

　　2.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交往环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文化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一些重大原则与战略决策上，也主要表现为国家主体的行为。但是，只有当这种交往达到文化的高度时，“命运”的本意才能得到凸显，这种共同体背后的价值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在马克思的话语中，交往是涵盖一切社会关系最为广泛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这其中，物质生产性的交往是基础，而文化的交往则是其附加形态。然而，无论是生产性交往，还是文化交往，它们都通过相同的方式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各个国家的世界意识。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子课题，“文化交往”走向完善的必要条件正是拥抱世界历史，构建世界意识。文化的交往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扬弃狭隘与片面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从而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所代替。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世界历史的真正普遍（世界意识）正在成为一种现实。那么，与这一进程相适宜的逐步深入的文化交往，既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充满机遇的。在此基础上，文化的交往将真正扬弃“冲突”这一传统的设定，因为文化冲突在一个以“融合”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下是没有市场的。而这一转变，恰恰还原了文化之间的平等地位──毕竟文化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最多也就是“一种文化中一个部分”与“另一种文化中的一部分”相冲突而已，这是文化多元发展的正常体征，即便在同一种文化系统中，不同部分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也多有出现，不足为奇。所以说，在一个以人类共同价值为目的的命运共同体之中，文化交往的最后障碍将不复存在，这也是文化交往得以顺畅发展的最大意义。

　　3.中国在多元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交往的框架下，中国的文化身份是需要被明确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是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因而中国文化往往是以西方文化的“他者”身份出现的。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我们将“他者”诠释出了新的内涵。

　　第一，作为交往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分析西方世界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的根源。西方世界认为现代性的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同步的，继而妄称两者为一体，并将其自身的政治欲求与价值指涉强加于现代性之上，以此规定了人类社会的最佳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被膨胀的自信淹没的是其文明的瑕疵，以及对膨胀主体之“他者”的无法容忍。

　　第二，作为自我身份的建构，中国扮演着西方世界的“他者”。中国的存在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路径选择，塑造了一个西方世界只愿观赏却不愿接受的图景。可悲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比照，西方世界始终不愿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遏制。而在20世纪末达到巅峰的“中国威胁论”，则是对自我批判的异化形式──西方世界不愿去认识真实的中国，不愿去照面真实的“他者”，而宁可去相信一个抽象的自我建构。其实，他们虚构的这个中国，无外乎是自身的镜像而已。

　　第三，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也是诞生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反思与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是它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因而也获得了走上历史舞台的合法依据。然而，资本主义在它出生的地方建造了自己的坟墓，它在资本掠夺与强占市场中失去了自我革命的能力。在文化上，西方世界以其特有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历史，描绘着自己的形象，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自己完美的形象，隐藏起背后的罪恶与脆弱。

　　在当今时代中，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是后者不愿理解与不能理解的。中国道路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立足于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它与众不同的根本。这种文化身份的明晰，奠定了中国在文化交往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基础。而中国道路作为一套日渐成熟的发展模式，为人类世界的未来景观提供了新的可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取向建构了新的阐释空间。

　　三、文化交往语境下的自信心理建构

　　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一种心理表现。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往需要建立在这种心理的成熟之上，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我认为，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在交往中理解差异，其次是在交往中理解自我，最后是在交往中树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自身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认同，而这正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1.在文化交往中，更好地理解文化的本质差异

　　历史从不等待任何人，也许还未等你就位，发令枪就已响起。中国在起点上就是落后的，这奠定了中国在现代历史上的角色是“追逐者”，而非“先行者”。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道路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而西方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质疑也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化上的责难。有意思的是，这些对其他国家妄加指责的国家似乎天生对任何责难免疫，即使被称为霸权主义，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旁若无人。这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无一例外地用市场行为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与文化诉求，以至于他们在基因上的资本共性使得这种共谋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特性，使得关于现代性的全部想象都是世俗的，这些想象虽然不违背人们所规定的任何规则，但也注定与“崇高”无缘。

　　这里便出现了矛盾，现代性的内核脱胎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寻求“崇高”。现代性的物质基础是资本的无限积累与扩张，而它的价值指向却是人的幸福。

　　资本主义孕育了现代性的概念，却把它限定在虚妄的价值体系的监狱中。因而，现代性的完美想象终究难逃由内而外的腐朽。幸运的是，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实践并未受到这些限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现代性这个概念。

　　2.在文化交往中，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的内核

　　在文化的交往中，中国扮演着现代文化的“拓荒者”这一角色。相对于用“物”来诠释现代，我们用“人”来诠释现代。因而，对于“现代性”内涵的丰富与扩展，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保持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第一，中国的文化实践塑造了一种人的生存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路是一个主体解放的过程，生产意志的主体（国家）与生产活动的主体（人）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解放的催化剂，而非目的。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无法脱离资本来实现，但他又无时无刻不面对着资本有可能被剥离的可能性，这种危机是存在的，而危机所带来的焦虑塑造了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把握，也塑造了人与资本之间的无法消解的隔阂。这个隔阂是超越资本的更高的价值指向，虽然它现在还不甚明朗，但这个无法填补的空缺为人的真正的自由留下了空间。简而言之，中国经验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是靠不住的，人们需要不懈地去寻找真正靠得住的东西。

　　第二，中国的文化实践塑 55 32461 55 17993 0 0 5043 0 0:00:06 0:00:03 0:00:03 5042了一种幸福及其实现方式。在中国，“人民”的概念非比寻常的真实且丰富，它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完美想象，也是中国人所能期待的真正幸福。中国共产党用“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建构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它告诉人们，既要成为服务别人的人，也要成为被服务的人，这种古典主义的实践原则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深深扎根。

　　除此之外，个人幸福在中国道路中还有共同体意义上的表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的扬弃与人类社会超越式发展的整体趋势，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视其为幽灵，表达某种不可捉摸的恐惧。时至今日，尤其在中国的影响下，西方世界调转语调，似乎对共产主义的指责有所收敛。他们虽然承认它的美好，却否定它的现实性。从恐惧到承认，是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意识的有限进步。即便如此，西方世界依然不愿向美好跨进一步。这种观望倒转了角色，让他们成了历史拓荒者的“追逐者”。

　　3.在文化交往中，形成正确的文化评价标准

　　文化独立意味着对文化持有自主的判断力，这其中文化评价的标准是一个问题，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如何理解中国式的自由。自由是西方自启蒙文化传统形成以来尤其崇尚的一个东西，似乎中国对自由问题的回应本身就等于认同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其实，能够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树立话语权，才能表明中国文化的真正力量与世界意义。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的最早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后逐渐进入社会主流话语系统，继而引发全民意义上的自由问题大讨论，并扩展到民主、公平、法治等领域。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看，确定价值秩序的前提是诸价值的内涵是确定的，但价值的历史性决定了它的内涵也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对变化的诸价值进行确定的排序是伪命题。为了避免价值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国选择价值集合的表述方式，对多个价值观进行执行层次上的划分，而不作具体的排序；这种划分的标准是满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的。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自由话语之所以流行，除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外，还在于它仅仅将“自由”限定在个人的意志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解释难度。如果说对“自由”内涵的最大外延是“自主地做任何事”，西方世界则将其简化为“自主地消费”，并将诠释重点放在“自主”而非“消费”。而中国特有的文化评价体系在处理自由难题时更应注重“自由”的意志与行动的平衡，这是中国为世界诠释一个正当的自由观的最佳途径。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卷首写道：“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如今，中国道路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一种独特且成功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应该是中国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与意图，并且用坚定的底气来诠释我们文化之力的时候了。

转自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17-10/16/node_15.htm

选自《天津日报》2017年10月16日14版【津报·大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