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与路径（李颖科，程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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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与路径

作者简介

李颖科,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化、文化遗产的教学与研究。撰写出版《孔子与中国史学》《论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体系概论》等学术论著11部；主编出版《西安文博丛书》《节日长安丛书》两套；在《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作者简介

程圩，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工业大学遗产保护与旅游规划中心主任，博物馆筹建处副处长。兼任科技部文化遗产重大研发专项评审专家、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发改委重大项目评审专家、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入库专家、临潼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近年来，出版《中国世界遗产文化竞争力研究》《中西方文化遗产旅游者感知差异研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体系概论》《研学中国》等专著4部；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15项。在《光明日报》《旅游学刊》《Tourism Economics》《人文地理》《西北大学学报》《旅游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部分被《新华文摘》转载。相关成果获得省部级奖项3项，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10余次。

李颖科，程圩.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与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30—138.

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文化遗产本体、环境、精神保护传承不足，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发展融合不够，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三个主要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思想观念上缺乏符合中国文化遗产特性并遵从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的保护发展理念；在思路策略上重视保护传承而轻视发展创新；在行为方式上忽视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所致。新时代保护发展文化遗产,要在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坚持以发展促保护,以创新促传承,多措并举着力彰显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中国文化遗产;  保护发展;  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保存着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好这些文化遗产是当代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使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保护方法不断创新,保护制度不断完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尤为重视遗产的价值功能和时代意蕴,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层面也加大了文化遗产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力度,在制度建设、经费投入、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充分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认真分析其原因,提出解决对策,以更好地促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新发展。本文拟在研究梳理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剖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探索论证解决思路与办法。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存在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同仁及文化遗产管理者不断从法律法规、体制机制、舆论宣传等方面归纳总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保护意识与法制意识比较薄弱、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保护管理体制不完善、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保护经费短缺等。从客观层面运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以上这些不是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若从纵向对比的角度分析,有些方面反而是今天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与进步。比如,当前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国家和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法律规章的制定修订、国家各级财政对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等方面,无疑均为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和状态。

探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其次,要把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成效作为评判的主要标准,尤其要看文化遗产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得如何,亦即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彰显得怎样。从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为该民族在生产生活中聪明才智的体现和劳动的结晶,总是为孕育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和保护传承它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服务的。换言之,每个时代人们保护发展文化遗产都在传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肩负着推动该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文化遗产本体、环境、精神保护传承不足

文化遗产损毁问题是当代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首要挑战。第一,本体丢失。由于人为或自然的破坏,许多文化遗产本体在整体或局部上遭受到了损害,没有做到能保则保,应保尽保。如始于2007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大约有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消失,年均消失约2 000处。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2012年至2016年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共计超过1.08亿件／套,其中,完整保存占24％,基本完整占60％,残缺占14％,严重残缺占2％。第二,环境损失。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与遗产本身唇齿相依,是遗产存在的重要支撑和其价值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许多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和遗产文化空间遭到程度不等的破坏,遗产的历史信息随之消亡,尤其是诸多依靠口授身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随着村落的拆除、合并许多传统技艺濒临灭绝。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每一分钟,就有一项民间文化遗产在消失。”再如,陕西韩城市在城市建设中破坏古城山水环境格局,导致历史文化遗存遭到损害。第三,精神遗失。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情感、信仰、文化、身份认同的表达系统。中国文化遗产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积淀着民族精神的符号基因。在当代语境下,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已远远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去留、新旧层面的讨论,直指人们的精神世界。多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只注重外在形式与风格,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形”的保护,而很少从内在“神”的层面传承弘扬遗产精神,未能真正发挥文化遗产赓续传承民族精神血脉的功能与作用。

(二)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发展融合不够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尚未深度融入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中。第一,与文化建设内容融合不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两张皮的状态:遗产工作者重遗产保护,很少关心如何让保护对象有效服务于时下本土的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者亦很少考虑如何从文化遗产中挖掘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内涵滋养。其结果是,许多内涵丰富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没有或很少成为今天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既不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又有损于当代文化建设。第二,与文化发展质量融合不够。近年来,美国电影公司把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花木兰”“熊猫”拍成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畅销全球,获得了极大的票房收入和社会影响。反观国内,业界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大多是发展文化旅游、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针对文化遗产独特IP打造,构建文化遗产全产业链的创新力度还不够。理应把文化遗产蕴含的历史内涵、艺术魅力、精神特质与当代文化生活嫁接、融通,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化和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与生命力,有效提升文化发展的质量与水平。第三,与文化发展特色融合不够。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域的特色符号,是延续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的表现方式,承载着其所在民族或地区的审美习惯、价值追求,是强化当今文化发展特色的重要资源与支撑。就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从形式、内容、价值等方面充分挖掘彰显文化遗产内涵特质,增强文化发展特色不够充分有力。如作为革命圣地延安,不仅仅要发挥红色文化遗产特色,更要挖掘丰厚的陕北非物质文化、黄土文化、黄河文化,避免出现“晕轮效应”。

(三)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

意义与价值是当下文化遗产存在合理性的核心内容。在当前遗产保护工作中,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社会等时代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第一,文化价值弱化。中国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文化、精神标识,既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支柱和塑造价值共识的思想与物质基础,又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可是,直面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遗产的文化价值被严重弱化。如世界文化遗产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由于多年来在维修保护中内涵开发不足、文化载体缺乏、展示形式单调等原因,以致展示效能较差,公众难以了解其价值与影响,弱化了大遗址的公共文化功能,更遑论从中汲取滋养以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第二,经济价值淡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来理解文化的作用。”文化遗产同样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长期以来,文化遗产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未能得到很好发挥,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被严重淡化。第三,社会价值虚化。社会价值反映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是文化遗产在历史及社会环境中所承载的地方依恋。当前在文化遗产界,从专家学者到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工作者,更多重视对文化遗产原貌、现状的保护,而较少考虑文化遗产在以文化人、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被严重虚化。据统计,全国11家央地共建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出率最高不足5％,最低只有1.2％,平均为2.8％。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文化遗产尚未完全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没有真正发挥社会价值功能,长此以往，将会引发更深层次的遗产传承危机。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行为方式上的缘由,概括起来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的。

(一)缺乏符合中国文化遗产特性并遵从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的保护发展理念

中西方文化遗产特性与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理念认知和实践规范。就文化遗产特性来说,西方国家的古建筑基本上是石质结构,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神庙、宫殿,虽历经数千年风雨剥蚀,但其主体轮廓依然保存至今。中国则不然,大部分古建筑都是土木、砖木结构,如果不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许多文化遗产伴随着人为或自然破坏,以致渐渐消亡。在我国历史上,前人在维修保护文物古迹时,都会根据文物古迹本身因土木、砖木结构耐久性差的特点,采取积极有效的创新措施实施保护,从而使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至今。众所周知,唐代大雁塔之所以能够饱经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巍然耸立在古都西安,就在于明代维修保护时在其外围加固了一层60厘米厚的砖。就传统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来说,中国人崇尚“美即是善”,核心思想是“尚善”,主张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强调曲线与含蓄美;西方则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核心思想在于“求真”,主张征服自然、优胜劣汰,强调规模与平直。以善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教化、尚伦理，而以真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科学、尚真理。在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国人更看重整体的和谐,注重意义的传承;西方则更看重个体的精确,注重信息的可读。受此影响,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人偏重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意义传承, 尤其注重遗产的象征意义。我国著名文化遗产岳阳楼, 在历史上曾不断进行重修, 正如《岳阳楼记》所云: “政通人和, 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 增其旧制, 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可以说, 每一次岳阳楼的重修, 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延续。

目前,国际间文化遗产保护交流与合作所强调的保护理念是以《威尼斯宪章》等一系列文件精神为原则。而《威尼斯宪章》主要是依托西方文化遗产特性和审美崇尚、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保护理念与实践规范。这一套关于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遗址、遗迹的国际主流原则,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应性,但正如宪章前言所述,各国应该“在各自的文化和传统范畴内负责实施这一规划”。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长期受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和制约,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形成符合中国国情、自身文化遗产特性和遵从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的保护发展理念。人们总是用西方的理论、学术观点、原理、理念、标准来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往往使遗产保护发展与实际要求产生出入,其结果既使大量理应得到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很好保护,又使一些不应损毁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甚至消亡。比如,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正是由于缺乏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作指导,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在十余年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导致塔身损毁坍塌后复建成今所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二)注重保护传承,轻视发展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遗产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现存样态。正因如此,文化遗产领域的学科建设、课题资助等无一不是围绕保护传承这一价值取向来安排实施。至于如何促进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从形式到内容的发展创新,始终未能受到高度重视并付诸行动。从形式上看,每一种文化遗产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且其形式和风格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在不断地演变创新,以适时体现新时代的发展内涵与特征。从内容上讲,文化遗产内涵也始终处于不断创新扬弃、充实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上每一次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修复与利用,都在保护过程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特征，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活态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吐故纳新。因此,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在注重保护传承的同时,要按照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演变规律,进行更多的发展创新。

(三)忽视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在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文化既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构成人类发展的动力。“文化的任何外在形式、内在结构及其变迁,都是以满足人不断变化的需要为根据的,可以说文化的变迁实质上就是人类需要的变化,文化变迁的动力源是人们变动着的物质精神需要。”在此意义上,作为文化重要物化载体的文化遗产保护更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服务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需求,实现文化遗产新的文化意义与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不断被重构、彰显,文化遗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愈益显得重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把遗产保护与价值彰显相结合,从理念到方法上始终表现出重保护传承轻价值发挥的倾向,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甚至漠视。要让文化遗产深深植入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充分发挥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破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存在问题的思路与办法

破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要从思想观念上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在思路策略上冲破静态化、被动式为保护而保护的传统思维与模式,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多措并举着力彰显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毅然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推动当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一)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

立足中国文化遗产特性和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属性,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运用创新发展思维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讲,应建立和坚持保护与传承为主、发展与创新为要,保护与发展并重、传承与创新并举的理念。

1. 保护与传承是文化遗产事业永恒的主题,同时也是文化遗产工作者的主责和主业  保护文化遗产,要始终坚持原真保护、有效保护、全面保护原则。通过原真保护,确保文化遗产现状的真实保留及其承载、传递历史信息的真实性;通过有效保护,切实保护好每一项文化遗产,确保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效果;通过全面保护,实现文化遗产“内涵”和“外延”上由点到面、由“躯体到灵魂”的保护,文化遗产种类上由传统文化遗产到其他类型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要始终坚持传承遗产智慧、传承遗产精神、传承遗产力量原则,并把其作为当代励志图强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

2.发展与创新是践行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和要义,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坚持发展与创新为要的理念,以发展促保护,以创新促传承，任何时代的文化总是在发展中不断充实与完善,也总是在发展中永葆生机与魅力。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再生产”才能维持自身平衡,社会才得以延续。推进文化遗产事业,要结合时代的新进步,在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遗产蕴含的思想智慧、精神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现代文化产业,让文化遗产作为丰厚滋养有效促进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创新文化遗产,要围绕遗产表现形式、遗产内容构成和遗产价值追求,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第一,创新遗产表现形式,要充分关注当下社会生产、民众生活的新变化,大胆超越传统与现实融合的阈限,对形式、风格加以创意改造,以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第二,创新遗产内容构成,要从当下文化发展需要出发,在深切领悟传统精髓与智慧的基础上,对文化遗产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第三,创新遗产价值追求,要着重挖掘、传播文化遗产自身的多重价值,努力增强国人对我国文化遗产价值力与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同时,要把文化遗产作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和鲜活素材,把文化遗产蕴含的思维理念、价值标准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努力创新文化遗产的价值追求。

3.保护与发展并重、传承与创新并举是推进文化遗产事业应贯彻的根本遵循  要始终把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以发展促保护、以创新促传承。文化保护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发展是文化保护的宗旨和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需要大量与之匹配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文化创造,需要大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精品。推进文化遗产工作,要围绕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遗产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的基础上,创造生产更多的文化精品。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文化传承的时代要求。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前一时代文化的精华,同时融入新时代的文化元素而不断创新发展起来的。文化发展是一个扬弃和创新的过程,文化遗产也是在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坚持以创新促传承的理念,要重点从遗产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更具生生不息的活力和魅力。

(二)着力彰显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

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来论,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饱含着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与魅力,尤其在社会的现代性发展道路上显示出更重要的文化意义,从而又蕴藏着被赋予新的社会功能的巨大潜力。

每一种文化遗产在它产生的时代都有着其本来意义上的功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演变,在社会与文化价值层面,文化遗产亦随之部分或完全丧失其原初的社会功能,“实现了向文化符号、历史信息载体的主要功能的嬗变”。比如,作为“古代军事工程史丰碑”的长城,其原初功能是防御扰掠、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安定。而在当代文化遗产视野下,人们对长城遗产价值的认识也在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动态关系中不断深化,并逐渐延展到建筑遗产、文化景观、精神象征等多重价值。特别是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长城逐渐成为代表中国精神的文化旅游名片,创造了每年上亿元的经济效益与影响广泛的社会效应。由此可见,以文化遗产为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使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既满足人们的审美文化需求,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在原初功能消解之后又实现了新的社会功能的重构。

1. 强化文化价值  强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重在利用文化遗产资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第一,丰富文化建设内容。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厚的知识、艺术、精神内涵,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支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针对当代人们消费方式变化特征以及经济社会变革对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积极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方式方法,切实增强文化遗产的可视性、可读性,推动文化遗产资源向可感知、可消费、可体验的现代文化产品转化,多措并举丰富文化建设内容。第二,提升文化发展质量。每一项文化遗产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意识、思想内涵。尤其是根植于民族民间、活态保护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着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现实中人民群众鲜活的生活记忆呈现和高超的生产技艺承载。要精心挖掘提炼文化遗产中反映共同价值追求、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内涵与内容,通过对接当代话语体系,以实现公众文化利益为核心,以创造当代高品质文化生活为宗旨,以实验性、开放性的文化心态,把文化遗产的内涵、元素、符号深度融入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使文化遗产成为城乡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依托,生动显现中华文化基因密码,推动文化建设提质增效。第三,强化文化发展特色。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是一种既有统一性、主体性又有多样性、时代性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化遗产的特色性。要把加强文化遗产特色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围绕遗产展示、阐释与传播,从形式、内容、价值等方面挖掘弘扬遗产的地域特色,着力彰显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时代特色,凸显个性化、差异化,避免单一保护、盲目发展和文化趋同。

2. 深挖经济价值  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经济价值主要通过遗产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得以兑现,要深挖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助推文化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品质量。第一,助推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世界遗产大国的地位严重不匹配。究其根源,主要是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极大抑制了文化消费水平。作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资源载体,文化遗产资源的现代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要通过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保护内容和保护机制,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领域和新途径,加快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同时,充分依托各地独特的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提供具有鲜明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形态,推动特色文化产业不断取得新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创意的思维手法重构文化遗产文化元素,将文化遗产以文创产品的形式呈现,在设计上体现当代审美精神与流行趋势,并从内在精神上转换、传递遗产价值,使其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色。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满足群众对文化产品多元化的需求,从而推动文化遗产价值在互动、传播中得到认知与提升,并赋予中国文化产品特殊的文化魅力和市场竞争力。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文化遗产资源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内容支撑。如世界文化遗产唐大明宫遗址,通过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使遗址区与城市建设区、生活区成功地剥离开来,将昔日的城市衰退区转变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大遗址保护典范区和文化产业集聚区,有力推动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等综合价值最大化。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体现了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助推周边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使文化遗产真正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文化资源依托。新时代保护发展文化遗产,要充分发挥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推进“遗产+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文化遗产之魂融入不同行业之体,大力发展复合型、体验型的文化新产品和新业态,打造一批主题突出、内涵丰富、形式新颖的文化旅游精品,为产业结构优化、城乡功能拓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空间。第三,提升产品质量。在当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一种产品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基础质量,更取决于它所蕴含的文化性、价值性和符号性。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人们就是通过消费不同的物品来界定自己与物品相符的身份,将自己与某种类型等同而与其他人相区别,即人们现在消费的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符号消费时代。”符号消费根本的特点就是象征性和表征性,即通过商品的消费来体现个性品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实现社会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新时代保护发展文化遗产,要着力挖掘、阐释和表征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以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独特性、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来提升文化产品质量,生产出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同时,重视遗产产品功能的现代转换。在保留传统工艺和技艺的同时,将文化遗产原有功能进行创新性发展,赋予新的内容,研发新产品，提升遗产自身品质。

3. 突显社会价值  新时代保护发展文化遗产,要在激发人民群众文化创造活力的同时,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改善民生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足感、幸福感。第一,以文化遗产为资源,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要用科学的眼光审视遗产资源,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保护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文化资源整合、文化内涵挖掘、文化产品创造等创新性转化方式,生产出更多具有时代感和地方特色,并体现人民参与性、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文化产品。第二,活化文化遗产内涵,满足人民群众文化体验需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重在内涵的挖掘,更在价值的活化。要充分利用5G、VR／AR、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创新文化遗产展陈方式,活化文化遗产价值内涵,让人们在感官体验过程中满足审美情趣、情感认知和价值认同的深层次需求。同时,立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的科技短板,注重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的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着力打造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领域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和设施设备生产基地。第三,依托文化遗产,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充分依托遗产资源的文化属性与独特优势,按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遗产资源转化创新,不断加大城乡基层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提升人民群众艺术鉴赏能力,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贡献力量。比如,推进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遗址周边生态环境和文化景观,为人民群众提供富有文化内涵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地方戏曲、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既能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能在公共空间塑造富有影响力、传播力的传统符号象征,激发和深化人民大众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社会认同。同时,把知识普及与鉴赏能力提升相结合,通过举办文化遗产讲习班、文化遗产知识讲坛、文化遗产公开课等形式,推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引导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事业,拉近人民群众与文化遗产的距离,在深切感悟文化遗产魅力与价值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艺术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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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樊丹丹

网络编辑 | 樊丹丹

             胡胜红

 审    核 | 卫  玲

1913年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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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2期第130—138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