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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0月9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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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六十年代的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自己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 一种接近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我母亲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烟来。为了获得烟票，她起先装出会吸了的样子蒙发票的街道干部。因为烟票当年是一种很受青睐的礼品。尤其送给会吸烟的男人们时，他们是接受得非常感激的，并会当做欠情之事铭记着。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 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 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 科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当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的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 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专家地位。 他归国后，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六一年至六二年间，他“嫁”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十五岁。在六十年代，十五岁当属少女的年龄。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待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中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生。
许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中止的年龄中止以后，再就永远的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然而，饥饿的黑翼刚刚敛去，中国人刚刚又能吃上两年饱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用“爆发”一词形容“文革”是并不夸张的。尽管它在领导人那儿的准备是较周密并是经过了较长期运筹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来得还是太突然了。 尤其对于中国的初高中学生们，它突然得使他们一时懵懂。四月份“黑云压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国，六月份宣布“停课闹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取消当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国初高中学生们的学业，都终结在那一月份里。像许多他们和她们的身体发育，中止在三年饥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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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饥饿年代的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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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中学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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