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 | 从招股印书到预约发售——浅谈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种特殊出版经营模式

1872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开业，标志着股份制这一西方融资经营模式正式走入中国。之后随着股份制不断被国内工商界接受，也逐渐影响到了出版业，近代出版史上的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就是借鉴股份制形成的一种新的图书出版经营模式。所谓招股印书，简称股印，是出版者通过报纸等媒介发布出版意愿，并以优于定价的价格招人预定，当预定数量达到出版者要求时，再以筹集到的预定款作为出版资金，最终实现出版的一种经营模式。预约发售的基本情况与招股印书相似，是招股印书发展到后期的一种更为确切的称谓。这种出版模式对出版者来说既解决了出版资金，又确定了出版数量，从而大大降低了出版风险；对预订者来说，则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书籍，从而形成双赢的局面。因此这种模式很快就展露出其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在近代出版界推广开来，并最终发展为一种常态化出版经营模式。关于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多，并存在一些误解、误判。本文力图以《申报》刊登的相关广告为核心，辅以相关文献史料和出版物，考察这一特殊出版经营模式，进而深入而客观地揭示和剖析其发展历程，以及其对于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大型传统典籍向社会的流传和普及等各方面所产生的独特作用和积极影响。

一、招股印书的兴起和首部招股刊印成功的图书

1.《申报》上最早刊登的集资印书广告

啸园主人葛元煦是杭州人，太平天国期间旅居沪上，在租界生活十五年，是介绍上海开埠初期历史变迁《沪游杂记》一书的作者，并因此为后人所知。葛氏于1876年创办啸园刊书馆，一年后改称啸园书局，该书局以雕版刊印书籍为主业，出版有《啸园丛书》（58种）。葛氏发布在《申报》上的这个集资印书的计划考虑周详，堪称一份十分完备的招股计划书。不仅对集资的方式、规模及刻版、校勘、纸张、装订等具体因素都有极为详细的设想，还考虑到这个集资刊印的项目因涉及面广、资金来源复杂，需独立于原先的书局，所以计划“另立述古斋”，尤其他还对归还本金、分红等做了十分周到的设想，同时也有着相当长远的规划，预备留一半红利进行可持续发展。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对这样的商业运作，一般读者、市民一时还不能接受，因而响应者寥寥，计划最终落空。然而，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章程》对后来出版界的影响，但刊登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第一大报《申报》上的这个整版广告却成为一个信号，为众多出版人竖立了一种观念——出版业也可以像其他行业一样向社会融资，而他的计划书也为出版业在扩大资本、筹措资金方面由封闭走向开放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2.最早实现招股印书的出版机构

1883年6月2日《申报》第一页上刊登了点石斋主人发布的广告《招股缩印〈古今图书集成〉启》，这是点石斋发布的第一则招股印书广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招股缩印〈古今图书集成〉启》：……本斋现有照相石印之法，拟将此书（指《古今图书集成》）缩小照印。惟工本太巨，且非点石斋一处所能告成，须得另设一处，广招人工，约三易星霜，当可脱手。是以现欲集股份约一千五百股，每股共出规银一百五十两，分三次收取，其第一年收银五十两，第二年再收五十两，至出书时再收五十两，每次收银照数掣发收据，俟三年完工。每股取书一部，本斋除照股外，誓不多印一部。倘印成后有股诸君或不愿取书自阅，本斋又可另立一售书公司，凡有股者存书一部，则掣给售书公司股单一张，其书定价每部约六百两上下。……俟发售三月即将所售之书银，照股匀摊以昭公允，售尽停止。其售书之事，本斋亦愿经手，惟每百两取回用银五两耳。现定于本年五月初一日起挂号，大约越两月可以开工，至开工后，不再收股。欲入股者，请先将银五十两交至申报馆，当由申报馆点石斋盖用图章，并由美查洋行主人亲签西字为凭，给发收单，并将现已印出之样张一纸随收单附阅，将来此书开印版口之大小，悉照此原样纸。其字已较点石斋所印之《康熙字典》放大，盖取便于翻阅也。如远处诸君亦愿入股，其股银可由票号汇来，收单即交原票号带回，转寄当亦无误也。按，刊印此书工本颇多，近数百年内，恐未必有大力者重刊，则今之所印者，数传后必当视为珍帙，故海内藏书家苟欲为邺架曹仓增色，伏祈早来入股为盼！

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点石斋预备以招股方式石印翻印《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古今》）1500部，设每部书为一股，每股规银150两，每年50两分三年交齐。完成全书印制后，认股者可以领书一套，如不愿领书，则点石斋可代为出售，定价每部约600两上下，但需按5%收取手续费。这则广告发布之时，正值点石斋出版石印缩印的《康熙字典》大获成功，美查希望趁势出版《古今》以谋更大利益。但由于《古今》是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类书，整部书有万卷之巨，点石斋一时难以筹集到这样的巨额资金，故善于经营的美查想到了招股印书这一方法并加以施行。

商场如战场，美查招股印书的广告见报一个多月后，同文书局的招股印书广告也于7月15日在《申报》第四版上发布：

《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启》：……本局现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一部（指《古今》），用以缩印，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者一部，用以备校，约两年为期，其工可竣。兹先附石印样本五纸，价式开明具列如下：袖珍本小字者每股计银一百二十两，字稍放大版亦较阔者每股计银一百七十两，其又大又阔者每股计银二百两，即以原书照印仿古香斋式样者，每股计银三百两，字大行疏如本局现印《廿四史》款式者，每股计银三百六十两。凡欲预定是书者，请先检定何样书式最合尊意，即行布知，本局当准舍寡从众之例，以定指归。所有交来预定股分〔份〕，现银即行掣取收据，其银分作两次缴清。一俟书成之日，立即验据付书，以昭公信。特此启闻。徐润雨之氏谨识。外呈石印样本五纸，凡欲预定是书，近则亲至上海美租界虹口西华路中本局及北市各书坊交银领据，远则请各就附近之招商局、中国电报局、西庄票号交银取据，与在本局无异。所有本局招集股分〔份〕，以一千五百股为率。于六月初五日为始，八月初六日止截，务祈以速为贵，庶几不日开办，易于竣工，俾海内承学之士得以先睹为快也！

另附《同文书局石印〈廿四史〉启》：

……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花纸全史一部（指《殿版二十四史》），计五百余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如有愿得是书者，预交英洋一百元掣取收条，俟出书后挨号给全史一部，限以一千部为止，逾额另议价值，特此启闻。徐润雨之氏谨识。

由这则广告不难发现，同文书局广告与点石斋广告内容相似，但购股者可以选择的版式更多，共有五种，代理处也更多，除“本局”外，另有北市各书坊，各处的招商局、电报局及西庄票号。此外，这则广告还附带了招股翻印《二十四史》的启事，无意中为后来同文书局招股出版《古今》不成，转而改印《二十四史》做好了铺垫。而实际上，在这则广告发布之前，同文书局早有“点石缩印”《古今》和《二十四史》的打算，这从其同年6月21日发布的广告中即可得知：“《同文书局告白》：本局点石缩印《古今图书集成》及《二十四史》昨已开印，业将样纸寄存各埠轮船招商局以便诸君惠临先览。”其中对招股只字未提，那么为什么在不到一个月后，突然又发布招股的广告呢？是因点石斋的招股广告对徐润产生了影响，还是本就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的徐润突然脑洞大开，现已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兼而有之吧。

不论徐润是何想法，同文书局的这则广告发布后，立即形成了一个点石斋和同文书局同时招股翻印《古今》的竞争局面。期间两家书局都在《申报》上发布了大量广告。而也许因为美查是《申报》的老板的缘故，在广告的投放力度、时间和刊载版面等方面，点石斋都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次广告大战两家广告的刊载情况见表1：‍

表1　招股翻印《古今》广告刊载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同文书局的招股广告只发布了不到一个月，而且仅发布在报纸比较靠后的第4页到第9页，而点石斋的广告则每日头版头条，共发布了半年之久，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同时，由于同文书局最终根据读者要求，“本局拟印《古今图书集成》，曾列书样五种，印送海内诸大雅酌正，现经众论评定，咸以每股收银三百六十两者一种”，选择了其所提供样本中定价最高的一种，相对点石斋的180两，在价格上也失去优势，因而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同文书局在发布广告后，仅印制了20册目录就不得不暂停了该出版工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徐润并没有放弃与《古今》同期推出的《二十四史》的招股及刊印，并最终完成了同文书局的第一次招股印书。

3.第一部通过招股印书成功刊印的图书

对于第一部通过招股印书印行的图书是哪一部，学界一直以来有着不同的结论。有研究认为是点石斋的铅印扁字版《古今》，也有认为是同文书局的石印本《二十四史》。那么究竟是哪一部呢？关于这一点，从当年刊登在《申报》上的相关广告中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点石斋在广告大战中胜出后，就逐步开启了其浩大的刊印工程。1883年6月24日点石斋在《申报》发布《购到〈古今图书集成〉启》，称已购得白纸《古今》一部可作为底本。9月16日又发布《本斋告白》，称已购地皮将另建印书馆，并已向海外购买机器。1884年1月10日发布《致股印〈古今图书集成〉诸君启》，称：“将石印之小字样与摆版之大字样各印一纸，随信分寄有股诸君，听凭选择。”这里的“摆版之大字样”几个字十分关键，所谓“摆版”即指铅字排印。2月21日又发布《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告白》，称：“本斋招股开印《古今图书集成》，现已定为大字。”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点石斋已一改最初的石印计划，代以铅字排印为主的方式进行翻印。而点石斋最终翻印的《古今》是铅印和石印相结合的版本，即文字部分采用铅字排印，绘图部分采用石印。

1884年9月4日申报馆主人正式在《申报》刊发《开印〈古今图书集成〉告白》：

本馆纠股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曾叠〔迭〕将情形随时登报，惟前印样张之铅字，其字之大小虽已合式，而点画稍未均称，曾有股友来嘱，另换字模，是以乘〔趁〕外洋各机器在途之时，访得一名手刻工，遣善书者写成字样，用黄杨木精镌端楷，铸成字模逐日饬工浇字，惟此书须用之字约共九千余万，方足敷手民排印，故未免稍延时日。近有数股友已将第二次股银送来，本馆以排印未久不便收受，拟于开年刷印多时，再登告白定期收银。恐未周知，用特布告。再本馆前经言明，除股印外，再自增印数百部，兹以此书卷帙浩繁，照原价一百五十两不敷开销，姑俟日后再行酌量定价，合并附闻。

从“本馆以排印未久不便收受”可看出，点石斋的排印工作开始于该年的9月之前不久。而“除股印外，再自增印数百部”则告诉我们其印数在1600部。“此书卷帙浩繁，照原价一百五十两不敷开销”则可看出以每股150两的出银数，难以维持原定的石印计划。

开印告白发布之后，从1883年到1889年之间，点石斋曾多次发布公告，向入股者通报出书进程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包括当中特别成立图书集成局专门管理《古今》刊印工程。如由图书集成局发布在1888年12月22日《申报》第一版上的《催取〈图书集成〉告白》：

本局开印《古今图书集成》，其头二批业已出书，头批四百零八本，二批六百本，凡有已缴三次银两者，请速至申报馆取书，取书时并祈当面检点书勿自误。其尚有未缴二次银两者数十户，请即付缴勿迟。其三批之书亦将次可以装订齐全，特此布启。

1889年3月26日图书集成局终于发布第三批出书公告，内容如下：

《第三批〈古今图书集成〉出书告白》：本局开印《图书集成》一书早已完竣，其第三批书去年底亦经发出，惟恐远处未及周知，特再布告，望诸君早日来取。计第三批书每箱六百二十本，另附一本并留。来取书时当面点明，是为至要，此布。

根据其中“其第三批书去年底亦经发出”，说明这套书最后于1888年年底前全部印制完成。

点石斋招股印制的这套《古今》每部共1620册，另有目录8册。印行数量应是1600部。至于质量，由于人力物力等各种因素，这套书的错漏之处较多，装订也不尽如人意。但由于这是当时市面上唯一能获得这部巨书的途径（在这之前，这部书只有雍正四年官印的铜活字版60套，一说65套，基本都掌握在皇室或王公大臣手中），加之价格相对低廉，因而“附股者”非常踊跃，后来更是一书难求。因而可以说点石斋的这次招股翻印相当成功，不仅向出版界证明了招股印书模式的可行性，而且使这部中国当时最大规模的类书第一次较大规模在民间得到普及，这也是点石斋这次招股印书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同文书局的《二十四史》。根据《申报》1883年10月16日第6版广告，同文版石印《二十四史》于1883年10月开印：

《上海同文书局启》：本局《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已于九月初十日（阴历）开描，陆续开印，但前订部额尚未满数，如欲附股者，请早前来预定，特此谨布。

其中“《二十四史》已于九月初十日开描”说明出版工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前订部额尚未满数”说明虽然工程已开始进行，但因招股数未满，招股的工作也还在进行中。之后同文书局也在《申报》不断发布有关出版进程的公告。其中《申报》1889年10月26日第6版发布的《殿板全史发售启》，证明其最终于1889年10月完成全部711册的印制：

本局股印《廿四史》于九月底（阴历）全史告成，与股者请持单来取。

同文书局翻印的《二十四史》共711册，约四千万字。印制十分精美，板口整齐、纸张洁白、字迹清晰，但可惜的是在底本上有些遗憾（同文书局自称以乾隆四年殿本为底本“照本石印”，但据钱基博研究这部《二十四史》的底本并非乾隆四年殿本）。尽管如此，由于印制精美，随着时间流逝，这部近代首次以石印技术结合招股方式刊印的大型中文书，亦为收藏界所珍视。

那么点石斋的《古今》和同文书局的《二十四史》究竟哪部书是最早采用招股印书方式出版的图书呢？这从两部书的招股广告刊发时间和成书时间可见端倪，如表2所示：

表2　两书招股日期与成书日期

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时比较有名的出版发行机构基本都名列其中，甚至有些还以招股模式出版过多种书籍，比如点石斋和图书集成局共招股印书8种，蜚英馆也有4种。1886年至1888年的三年间，招股印书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高峰，《申报》上几乎每天都有招股印书的广告，有时甚至同一天同一版就有四到五则。如1887年6月11日《申报》就曾同时刊登了四个出版机构发布的五则书籍“股印”广告：蜚英馆的《石印殿本〈大清一统志〉招股启》、积山书局的《石印直行〈皇清经解〉足本并附目录招股启》和《石印正续〈资治通鉴〉及〈外纪〉〈明纪〉招股启》、脉望仙馆《石印白纸初印本阮刻〈十三经注疏〉并校堪〔勘〕记招股启》、鸿文书局《石印〈九朝东华录〉招股启》。不单这一天，同时期《申报》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由此可见这种新的经营模式在当时的兴盛程度。

而1887年6月29日《申报》第4版上的另一则广告《代售石印〈大清一统志〉、〈十朝圣训〉、〈骈字类编〉、〈正续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并堪〔勘〕记等股票申报馆帐房启》，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招股印书的兴盛：

长顺晋石印殿本《大清一统志》预定每股洋廿八元，先收八元；慎记石印《十朝圣训》每部码洋六十元预定者实洋三十元，先付六元；《骈字类编》每部预定者实洋二十元先付四元；积山书局《正续资治通鉴》并《外纪》《明纪》，预定每部洋十六元先收六元；《十三经注疏》并堪〔勘〕记洋十二元先付四元后找八元。均掣取书票，如蒙赐顾，在上海可至申报馆帐房，在苏州扫叶山房，扬州可向申昌书画室，以及各外埠申昌书画室购取。

这则由申报馆代售“股印”书票的广告中明确将兑书的书票称为股票，所涉及“股票”达五种之多，涉及的出版机构有三个。另外，从这则广告还可以看出，招股印书已成为大型国学典籍出版的最常用的出版方式之一，如这则广告里提到的石印《大清一统志》60册、石印《十朝圣训》100册、石印《骈字类编》48册、石印《正续资治通鉴》42册、石印《十三经注疏》25册，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书。而前文点石斋刊印的铅印版《古今》更是达到1628册，而同文书局的《二十四史》也达711册，这说明招股印书在当时已成为大型国学典籍最为重要的出版方式。

2.由“招股印书”演变为“预约发售”

事实上，在最初的招股印书的广告中就已出现“预定”（有时作“豫定”）字样，如同文书局1883年7月15日第一次刊发的广告中就有：

又如1883年8月28日点石斋发布的告白中也有“预定”二字：

《购到〈古今图书集成〉点石斋主人启》：《古今图书集成》要白纸而完全者甚少，……日内附股者，颇觉踊跃，故本斋此书可望印成大版，惟祈诸君速来预定，以便早日开工为盼。

这说明点石斋、同文书局等出版经营者有可能早已意识到所谓的“招股印书”其实质就是“预定”。只是当年“股份制”一词更为新鲜、更具活力，于是出版者利用人们对新事物的敏感，采用了招股、集股等说法来吸引更多眼球。在现代销售心理研究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心理动机中的求新倾向，即消费者“以追求所购买商品的时效和新颖，其核心是时髦和奇特”，就好比类似招股印书这种模式到了现代人们又将其称为“众筹”一样。而事实上，众筹以网络平台为依托进行定向资金筹集，与招股印书依托报纸等纸媒进行资金筹集，其最根本的区别仅在于依托的平台不一样，但在现代社会“众筹”一词更为“时髦”和“奇特”，因而“众筹”比“招股”也就更具有吸引力。

到1885年“招股印书”已不再像刚出现时那么吸引读者，于是“预约发售”开始渐渐取代“招股印书”，比如《申报》1885年6月28日扫叶山房的一则广告：

《新印〈袖珍刑案汇览〉》：本号等现在摆印白纸袖珍《刑案汇览》四百部，系照原板细心校对，一字无讹。定在本年冬月告成，装八十本，每部价洋十六元。倘蒙诸翁愿意预定，每部作洋七元，限六月内先缴四元，小号见洋即给收条……

仔细阅读这则广告可以发现，全篇从头至尾未出现过一次“招股”或“集股”字样，而全部以“预定”代替，因而这是一则典型的“预约发售”广告。其内容说得很清楚，书的定价为十六元，如预定则“每部作洋七元”分两次交款，出版前六个月内预交四元，取书时补齐余款即可，其模式和之前招股印书的模式非常相似。

随着人们对股份制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和扫叶书房一样，开始改称“招股印书”为“预约发售”。最初两者还交替出现，如慎记书庄1887年8月5日的广告《催取〈骈字类编〉兼售各种书籍启》，在这则广告里，先是催取《骈字类编》，“本号向同文书局定印殿本《骈字类编》提早一月于五月廿八日出书，叠〔迭〕经登报，惟售票甚多取书尚少”，其中定印即是根据募集到的股数定量印制该书，而售票是指发售的用来兑书的“股票”，即交付了部分“股金”后发放的取书凭证。而同一则广告又发布了另一本书的预定信息：“又，同文局楷抄石印《十朝圣训》，每部装订百本，码洋六十元，预定者实洋三十元，先交六元掣取书票，后找洋廿四元取书。”意思是如果预定，则仅以定价的五折即可得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这个版面的其他几则广告中，有两则招股印书广告，两则预约发售广告，还有三则招股印书或预约发售的兑书广告，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的并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3年，查阅1903年之后的《申报》，已找不到招股印书的广告了，而预约发售的广告却逐渐增多，以至最终取代了招股印书。

改称预约发售后，这种筹集社会资金出版的模式依旧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出版社都曾采用过这个模式。比如商务印书馆1906年在《申报》刊发《〈新译日本法规大全〉预约广告》，介绍了预约的模式和预约所能享受的优惠：“全书共八十本，定价二十五元，预约十八元。……年内可以出版，……凡预约者特别减价每部十八元，请于本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先付六元，……外埠由邮局定购，先印样本一册，敬赠购阅诸君。”据柳和城先生《书里书外——张元济与中国现代出版》一书，《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于1907年出版，不到半年预约和门售一共售出300多套。甚至到1910年还曾重印，而且重印也依然采取了预约发售的模式。这之后，商务印书馆还曾以预约发售的模式先后出版发行过《四库全书珍本》《四部丛刊续编》等大型国学经典丛书，以及《新编列国政要》《新编英华大辞典》《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日本议会纪事全编》等多部有一定影响力的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

作为大型出版机构，1934年中华书局在决定重印《古今》时，也同样采用了预约发售的模式。1934年4月8日中华书局在《申报》刊发广告《中华书局两大预约》，预约发售的正是《古今》和《四部备要》。其中《古今》的预约简章规定，预约时间为当年的4月到9月，全书定价800元，如一次性付款只需付400元，分八次交款则需440元，当年六月之前一次性交款再优惠20元，仅需380元。

不仅是大出版社，一些小的出版社也曾采取这种模式。1917年9月美术家孙雪泥创建的生生美术公司，1918年1月12日在《申报》发布广告《第一次群芳选举大会〈花国百美图〉》，广告第一句就是“发售预约只收成本”。其形式与商务印书馆类似。而生生美术公司的这次出版也非常成功，最终获取了可观的利润，并因此在上海的出版业界站稳了脚跟。此外，近代很多其他小型出版机构也都采取过预约发售的模式，比如大江书铺发售的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作家书屋发售的《鲁迅先生著译十种》，上海书报论衡社的《胡适与郭沫若》，正午书局的《列宁回忆录》，文华美术图书公司的《淞沪血战大画史》等等，举不胜举。由此也可看出预约发售对近代出版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或多或少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3.招股印书、预约发售及股份制之间的差别

虽然预约发售由招股印书发展而来，但它们之间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首先，招股印书为防止所印书籍的积压，基本上是招到多少股份，就印制多少数量的图书，仅在这个数量基础上稍微多印很少的数量。比如点石斋“股印”《古今》，招股量是1500部，之后由于资金和利润的原因，仅加印百部。此外，招股印书甚至经常会有因未能招募到相应资金，最终取消刊印的情况，比如同文书局招股印制《古今》的失败。而预约发售则不同，出版数量掌握在出版机构手里，如商务印书馆预定《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时并未限定印数，至于能预定多少，也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出版量。另外，早期的招股印书所印书籍基本都是大型传统典籍，从表3统计内容即可看出。而预约发售不论大型还是单册都有涉及，如1907年《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仅80册，甚至还有很多是单册，如《花国百美图》《列宁回忆录》《淞沪血战大画史》《一九三三之上海》《精印吉金录》等。

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与股份制之间更是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股份经济又称股份制经济，是指以入股的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所有制的资本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和经营，自负盈亏，按股分红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是企业财产所有制的一种形式。股份制最基本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把分散的使用权转化为集中的使用权”。以这个概念为参照，通过上文所列举的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的具体情况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首先，招股印书只能称得上是出版机构的一个一次性的刊印图书的项目，而并非企业本身，因而出版机构与参股人“合伙经营”的只是这个项目，而这个项目一旦失败，则负责发起招股印书的机构就会如数退还“入股者”或“预定者”付出的资金，或者以已出版书籍抵扣。如1889年10月3日，《申报》第五版刊登广告《翰香楼书票停歇》：

本楼所设之书票乃购者寥寥，因此中止停歇，所存之书籍已有人盘去，所有前购去之票，祈诸公向经手人退还，收回原价，以九月底为止，过期则作废纸，恐未周知，特此登报布闻。己丑重阳日翰香楼主人白。

又如1889年2月21日《申报》第五版和记书局登载的一则《收回股票》广告：

和记所印《廿四史》，因书票未能畅销，现已停印，只印成前后《汉书》、《三国志》、《史记》四种，售出股票每张即以此四史两部抵算，有票诸君祈速持票至和记取书，如票非本号售出之票，仍向原经手清理，与本号无涉，期以五月底截止。逢源里和记告白。

所以在招股印书的整个过程中，出版方只是提前利用了消费者的资金，但并不像股份制在形成经济共同体后，要求双方一起担负盈亏。其次，招股印书只是提前利用购书者的资金推动所需要刊印书籍的工程的进程，所谓“入股者”或“预定者”完全没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每次的印书发售工程也大多不存在持续性，所以也不存在之后的每年或每阶段的分红。因而，招股印书实际上只借鉴了股份制获取社会资金的融资形式，同时利用了“招股”这一新名词的一个单次出版项目，并非真正的股份制。

三、招股印书与预约发售的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一些出版机构通过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出版了大批经典古籍和新学书籍。这些出版活动对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存、新学的传播等方面都有着特殊意义。

1.对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的促进

清末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有识之士纷纷办报、办刊、著书立说，一时涌现出大批民营出版机构。在这些出版机构的发展过程中，资金是其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而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在融资方面利用社会资金扩大再生产，恰巧可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助力企业顺利发展。因其特殊的“预定”模式，尤其是对大型书的出版而言，既保证了图书刊印前期的资金问题，同时解决了出版后的销售问题，使得这些出版机构在产销方面更具规模，从而对出版机构常规出版业务形成有力补充。其不仅为近代出版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也是近代中国出版业在经营方式上的一种突破。而对于刚起步的小型出版机构而言，招股印书也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前文所提到的生生美术公司。生生美术公司刚成立时，创办人孙雪泥并没有扎实的经济实力，而其出版《花国百美图》，正是利用预约款启动了项目，使出版计划顺利完成，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在出版业界成功迈出了第一步，也大大提升了生生美术公司在上海商界的知名度。生生美术公司后来一直成功经营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可以说《花国百美图》预约出版的成功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有利于中国卷帙繁多的经典古籍的出版

出版卷帙繁多的经典古籍，无疑是一个浩大工程，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尤其是在排版、印刷技术相对落后的近代。我们从点石斋1883年招股翻印《古今》一例就可看出，首先是需要购入一个较为完善的底本，接着又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对底本进行校勘，铅字排印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大规模的印刷必须要有更大的场地和更好、更多的机器，这些都需要巨额资金的保证才能运转，招股无疑能募集到大部分资金，可以为整个出版工程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如前所述，招股印书或预约发售同时解决了所印图书的销售问题，所以这种模式在当时成为解决大型典籍出版的最好方式。就以《古今》这套超大型类书为例，清末及民国期间共有四个版本，除雍正四年（1726）铜活字版（60套）和1890年同文书局承接清政府委托的石印版（101套，一说100套）外，其余两次较大规模的民间翻印，即1888年点石斋铅印扁字版和1934年中华书局胶印缩印版，分别采用了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的模式，说明民间在刊印这种宏文巨典时，最终都依托了这种融资的经营模式。这点还可以从当时被多次以招股形式翻印的大型典籍看出，如《东华录》（100册）、《古今算学丛书》（119册）、《皇朝政典类纂》（120册）、《九朝圣训》（448册）、《乾坤正气集》（200卷）、《九通》（500册）、《守山阁丛书》（100册）等。由上述可见，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对传统大型典籍在近代的出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3.大型国学经典典籍得以普及

经过招股刊印的书籍一般价格相对实惠，这一点使得一些大型国学典籍有机会走向民间。再以《古今》为例，它最初为官刻，1726年雍正下令铜活字摆印，共印60套，主要藏于皇家内府及书院，少数赏赐给对修《四库全书》有贡献的藏书家。这套铜活字版《古今》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铜活字印刷图书，其书“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因存世少、印刷精，几成“无价珍品”。1883年发行的《同文书局石印书目》中记录了此书在当时的价格：“《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启》：……本局现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一部，用以缩印，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者一部，用以备校……”如此高的价格，使得它在民间流传极少，一般读书人根本无从获取，难以发挥其应有学术价值。1883年6月25日《申报》发表名为淞北愿学斋主人的启，表达了当时读书人对此书的企盼：“《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为艺林之宝笈、翰府之奇珍，向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书，殊为憾事，今闻得同文书局已以银六千两购得一部，不日用石印法印成出售，虽卷帙繁富，尚须有二三年之期方能毕事，而凡在士林已望之如景星庆云，愿先睹之为快矣，亟赘数言以志狂喜。”而使这部巨书真正走向民间，正是点石斋1883年以招股印书模式出版的铅印扁字本《古今》。相对铜活字版，扁字版不仅价格只需150两规银，而且书籍的体量也大为减少，由5020册减为1620册，虽有排印错误及缺页等缺陷，但其出版对这部巨书向民间的流传、普及功不可没。同样同文书局招股刊印的《二十四史》，也是这部重量级史书由皇室走向民间的开始。此外，儒家最为重要的经典《十三经注疏》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三经》版本较多，因阮元校刻本附有《校勘记》，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本子。点石斋于1886年12月2日在《申报》发布《招股石印阮刻〈十三经注疏〉并校勘记》，并于次年石印翻印出版，该翻印本大受欢迎，因而又于1897年、1898年、1904年共三次以此翻印版重印，甚至到1935年世界书局的石印本也是根据这个翻印本再次翻印。从中可以看出，1886年点石斋的那次招股印书在这部史书的近代流传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4.促进了民间学术书籍及个人珍藏的刊印流传

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还有利于民间学术书籍及个人珍藏的刊印流传。关于这一点，1897年邹代均创办舆地学会招股刊印地图是最好的例证。邹代钧（1854—1908），清末地图学家，甲午战争后组织成立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同年开始筹划出版一批中国及世界地图，以弥补国内这方面的空缺。由于出版计划所需预算资金高达三万一千一百元，因而萌发以招股印书模式完成计划的想法。很快邹代钧就在《时务报》发布招股章程，并在筹集到部分款项后，分别于1897年6月和1903年10月分两批出版了162幅地图。1908年邹代钧去世，同年由其侄子开设的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皇朝直省地图》，内容正是他原先议定的第三批地图。这批地图后来被指定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地理教学用图，同时很大程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图出版印刷的发展。

此外，还有出版机构利用招股印书对民间散落的古籍经典、善本进行搜集刊印。如1897年10月28日《申报》第4版上一则渐学庐发布的招股印书广告：“本会搜罗秘籍集股次第印行，现已觅得善本二十余种，皆有关实用未经坊刻之书，惟是校勘需时，恐劳与股诸君盼望。”至1889年，渐学庐的这套丛书出版《塞北纪行》《西北域记》《宁古塔纪略》《元朝后妃公主列传》等共十六种珍稀书籍，这些书籍现在有很多都还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史料，如《元朝后妃公主列传》就是目前研究元朝蒙古族女性以及皇族的最为系统可靠的资料。又如《守山阁丛书》为清代上海金山人钱熙祚所辑，共112种，钱氏早年得《墨海金壶》残版，又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录出流传较少之书，经增补删汰后，又加以校勘精审后刊印而成，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古籍丛书。这套书的版本较少，1900年之前只有1844年的初刻本和1889年鸿文书局石印本，而1889年鸿文书局的石印本就成为这套丛书仅次于原版最为重要的版本，流传也较原版广得多，而它正是通过“股印”的模式刊印的，更有意思的是这套丛书1922年的影印版也是由博古斋书庄通过预约的形式发售。此外，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所辑《士礼居丛书》，为黄氏家藏宋刻百余种中最佳的19种，且校勘精良，历来为世人所重。这套书除初刻版外，也与《守山阁丛书》一样，1887年由蜚英馆招股付印，1922年的影印本则再次由博古斋书庄预约发售。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对民间学术类书籍的出版刊印以及流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近代出版史，如果说与招股印书处于同一发展时期的石印是中国近代出版的技术革新，那么招股印书和预约发售就是这一时期在经营模式上的一种革新。它和石印技术一样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近代中国出版印刷资本市场拓展出一片新天地，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借鉴西方经营模式的一个代表性范例，它的存在及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