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综论| 屈文生：翻译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与未来之路

检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译史研究所走过的路, 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翻译史研究成就显著。改革开放后出版最早的翻译史研究作品主要有钱钟书等所著《林纾的翻译》 (1981)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所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1982) 、罗新璋所编《翻译论集》 (1984) 、中国译协《翻译通讯》编辑部于1984年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1949-1983》以及马祖毅所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1984) 。这五部作品是改革开放后翻译史研究启蒙著作。

前四种作品属于旧文新编型汇编作品, 在学术检索主要靠资料卡片进行的时代, 它们的出版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检索上的便利, 更主要的是给后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打上了深刻的类型化烙印—文学翻译史研究论文在这些书中的集中展示和呈现, 开启了改革开放以降“以文学翻译史研究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四种文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翻译史研究类型化发展的真正开始。与此形成对照的, 是马祖毅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翻译史研究专著, 这本著作并未以文学翻译为中心展开叙述, 相反, 作者在全书中紧扣的是佛经翻译、少数民族翻译活动和两次西学翻译运动等主题。可以说, 后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基本上是因循着以上五部著作涵盖的文学翻译、佛典翻译、西学翻译和民族翻译等研究主题展开的。

改革开放40年来的重要翻译史研究作品类型多样, 主题有聚有散, 内容有虚有实, 比如有的作品将中国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作为阐发对象;有的开始梳理中国的传统译论史, 特别是将严复、林纾、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朱生豪、傅雷等译者及他们的译作作为研究对象, 继续巩固着文学翻译研究的类型化传统。有的作品则试图将翻译史研究重心从文学翻译活动转向文学以外的翻译活动之上, 比如有的选择译介西方翻译的历史;有的将研究背景置于晚清历史场域, 聚焦于中国近世译者独特的家国情怀、强国梦想、救亡图存的理想, 开始将翻译活动视作国运兴衰的密码;有的将翻译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中, 从而考察翻译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有的选择以文学以外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的外译为主题;有的别出心裁地将中国翻译教学的百年历史作为考察梳理的对象;有的将清末外交官史料、外交史和口译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的意在整理与发扬若干近代译家的西学翻译思想;有的选择全景式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汉译活动;有的选择深描中国近代史上的翻译问题, 特别是来华外国人和中国近代通事在跨越语言障碍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 翻译对中国近代重大历史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以及翻译对于晚清近代化进程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的则开始总结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改革开放40年的翻译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作品形式来讲, 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研究多以百科全书式作品呈现, 内容多以线条形式述要直陈。研究者在学术重建期之初肩负的使命首先就在于满足民众的启蒙需求和大学课堂教学的现实需要, 以此观之, 时代赋予这一时期学者的任务就是绘制翻译简史地图, 概括性地介绍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翻译活动、翻译人物和翻译作品。从研究作品的类型来看, 译者、译作、翻译活动史、翻译思想史、译论史、翻译史学史、外国翻译史等多种多样的翻译作品问世。经过研究者40年来的努力, 中国翻译史学术共同体基本形成, 翻译史同行具备同质化的教育背景, 掌握了明显区别于其他专业的专业基础知识, 基本具备了提出翻译史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备了利用已有知识解决翻译史研究未知领域问题的能力。翻译史研究为翻译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必要基础, 对于翻译学科地位的巩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翻译史研究空间巨大, 需要拓展。就总体而言, 翻译史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其在学科内的表现力和学科外的影响力较为有限。我们宜从翻译史研究的本质、翻译史研究的要素和视野、翻译历史文献学等角度出发做些反思, 以期对翻译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有所助益。目下, 敏锐善察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翻译史研究的面貌与面向、翻译史研究的方法与方向正在发生变化。翻译史研究正经历着从旧文重编到开拓创新、从宏大历史到微观叙事、从文学翻译史向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转向。不唯此, 以下几点观察或判断对于未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或有启示价值。

第一, 翻译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翻译史是中外文化、思想、学术的交流史, 必然具有跨民族、跨国界、跨语境、跨时代、跨空间、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特点 (邹振环, 2017:387) 。跨学科研究讲求的是异质人群的双向合作, 翻译史研究采用的当是基于学科而超越学科的研究范式。跨学科意味着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交互影响, 这就要求翻译史研究者具备输出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能力, 具备在中国学界公认的顶级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发表成果的能力。从现有成果来看, 翻译史研究的内部研究者 (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者) 在上述刊物发表的论文还很少。然而翻译史研究的主力在未来仍然主要依靠翻译界的力量, 这是历史的启发, 是被翻译史研究的历史验证过的, 既是历史的经验, 也是历史的预言。翻译史的内部学者最好能将外部学者团结协同起来, 形成一个研究能力更为强大的、学科间联系更为紧密的翻译史学术共同体。

第二, 翻译史研究具有共生性与多元性。改革开放40年来的翻译史研究成果表明, 中国的翻译史研究与文学的发达 (特别是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发达) 是共生的, 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互相成就着对方。多元性是指翻译史研究对象不是单一的, 研究者不必拘于译者、译作和译事三要素, 不必落入由谁译、译什么及翻译活动对后世发生了什么影响的叙事窠臼。译者要素固然重要, 但译者的生平与志业不一定是翻译史研究最重要的面向。未来的翻译史研究, 仍然可因循以文学翻译史为主的传统研究路径, 但也宜密切关注科学翻译史方向。方梦之、傅敬民 (2018) 提出翻译史研究“必须挖掘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密切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 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掩蔽的重要史实, 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文化翻译史研究的转向”。

第三, 翻译史研究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翻译史研究的成长环境不应是封闭的、排外的, 应具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开放性和包容性呼吁翻译史研究者宜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比如说基于统计的定量分析方法和基于比较研究的定性分析方法, 并以此寻找翻译史研究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从过往的成果来看, 翻译史的译作研究对象往往只局限于权威译著, 只有很少学者此前研究过“熊猫丛书”、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大型译文丛书。然而学界无比清楚的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有学术影响力的译丛当属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无疑, 该译丛目前已出版译著五大类700种, 其中哲学类255种、政法类165种、历史类135种、经济类130种、语言类15种。我们认为, 翻译史研究者如无视人类翻译历史上如此宏大的翻译工程及其社会影响力, 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 翻译史研究具有思想性与历史性。翻译史研究有一个重点面向, 即译论史研究。翻译史研究有一个重点面向, 即译论史研究。在现有的成果中, 本土译论史特别是翻译思想史研究数量有限, 这是引以为憾的, 不仅如此, 其中还有部分学人在自觉不自觉地做着“以西格中”的价值判断, 由此陷入了一波接一波的西方译论之中, 继而成为翻译学“欧洲中心主义”的追寻者。要避免这般的结果出现, 最好的办法是做比较译学, 而比较译学最应该做的研究工作, 是寻找中西译学的最大公度性或通约性—既要避免从中国中心主义跨到欧洲中心主义, 也要避免从欧洲中心主义跨到中国中心主义。

一部翻译史, 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 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接受史 (许钧, 2012) 。要想拓展翻译史研究者的视野, 要想在主题拓深、方法创新以及与学科间交流等方面发生变化, 就要从文化交流和接受处着眼, 就宜关注世界范围内翻译史及文化史、新史学、语言接触史、报刊史、政治史、法律交流史等相近领域的研究动向。翻译史研究者还应深入开展西方翻译史研究, 过往40年的翻译史研究对于西方翻译史的介绍, 仍停留在以译介为主的初始阶段, 这与汉学家研究中国问题时常靠日记、档案、翻译手稿等一手资料的做法不同, 我们的西方翻译史研究甚至还靠二手、三手文献。

从这个意义上讲, 翻译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有待加强。耶稣会士、新教传教士及早期汉学家的典籍外译整理与出版的研究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者宋莉华2017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或许可为翻译史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翻译史学者宜向包括中文和历史学科在内的其他学科学者借鉴经验, 掌握历史文献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以使自己具备从事翻译史研究的更高水平。

翻译是玄妙的。翻译能使一种思想、知识有序地进入另一异质的体系, 能促进异质文明间的流动乃至交融。通过翻译, 观念的、制度的、器物的文化能够在新的时间及空间内获得重生。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卡尔, 2007:115) 。翻译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关于文化交流与重生的对话。

近代中国的每一门学科都有一部翻译史等待完成。单从这个意义上讲, 翻译史研究的未来一定也必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